雙重因素交織，使得觀調控的代價越來越大、效果越來越弱、時滯的程度越來越強。
9月15日，海關總署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8月，我國對外貿易出口總值為907.7億美元，同比增長32.8%，為今年以來最高增幅。
同時，1至8月的信貸增速已超過央行年初預定的目標。8月份M1同比增長15.6%，略高于7月的15.3%，增速漲至年內最高，貨幣的流動性進一步增加。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如最突出的有投資過熱、貨幣流動性過剩等問題，追根尋源都是因為我們的發展結構上出現了嚴重的“失衡”———一部分來源于中國經濟不斷融入世界經濟所受越來越復雜的外部沖擊，另一部分是來自經濟運行體系內部的各種主觀或客觀約束。
雙重因素交織，使得我們宏觀調控的代價越來越大、效果越來越弱、時滯的程度越來越強。
因此，中國經濟刻不容緩要解決的是貿易“大國”和金融“小國”雙重身份所帶來的結構性沖突。而目前緊縮型的宏觀調控政策卻很難解決這一結構性的失衡問題。
雙重特征
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具有以下鮮明特征：首先，固定投資的增長最為迅猛，但個人消費為主的內需水平一直處于低迷狀態。
再者，從進出口的指標上看，我們的凈出口(net export)增長趨勢雖然明顯，但規模有限。但如果觀察中國出口的貿易形態，很容易發現加工貿易的特征十分明顯(注：1至8月份5996.3億美元的出口總值中有3141.5億美元為加工貿易，占比52.4%)。而且，出口對GDP的比例(它常被用作衡量對外經濟依存度的指標)和歐美日相比明顯高出很多，近六成以上，其中出口產品的增加大部分都伴隨著大量高附加價值部件或能源等原材料的進口，這種加工貿易型的出口使得中國所獲得的出口凈利潤是非常有限。
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延續使我國一躍而成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可我們又是一個金融“小國”，目前無法輕易改變匯率制度和利率剛性，于是貿易大國所帶來的過剩流動性(貨幣供給失速)問題就制約著我們在這一失衡結構中的經濟增長，也使得央行宏觀調控政策無法做到真正的獨立性和有效性。
中國金融體系有效運營的機制單一，幾乎絕大部分的金融資源都集中在銀行體系，而我們的銀行的效益又絕大部分來自傳統的受利率政策保護的、面向企業的信貸業務，所以匯率和利率的變動會直接影響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而匯率和利率的剛性又會帶來過剩的流動性壓力。
盡管在貿易“大國”和金融“小國”的失衡結構中，國家承擔了目前幾乎所有維持現狀的成本以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發展，但這一代價已越來越大。
挑戰貨幣政策獨立性
雙重“身份”帶來的挑戰不可低估。
首先，央行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目前，用貿易大國的優勢(豐富的外匯儲備)去補償金融小國的劣勢(匱乏的資本金和居高不下的不良資產)的做法，輕易地調整目前穩定的匯率制度對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弊多利少。
剛性的匯率政策帶來了由巨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本幣急劇增加的壓力。盡管央行動用了一切緊縮的貨幣政策手段，這只是控制了國內信貸的增長和以此為生的國內投資的增長節奏，但是，如果外資的增長替代了國內投資的增長，緊縮的貨幣政策事實上只是擠出了國內企業的生存空間，而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卻不會受到這種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外匯占款所帶來的貨幣供給也因此不會有明顯的下滑。
相反，這種過剩的流動性由于宏觀緊縮貨幣政策的持續會使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因為存款的不斷增長出現惡化，資產價格泡沫的隱患和通脹的壓力因為無法控制“第二央行”(美元的流入)所引起的人民幣失速的供給而時刻存在。同時，央行緊縮貨幣政策所造成的國家財政負擔不斷增大。
再者，外部經濟的負面沖擊可能引起經濟硬著陸的風險。
較高的對外經濟度會使我們在抵御外部沖擊時變得十分脆弱。比如，生產資源價格的突發性上漲、貿易摩擦的升級、美國經濟的衰退、外國直接投資的轉移、出口商品交易條件的惡化、甚至匯率制度過快的向市場機制過渡等都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通縮壓力。
三選一
貿易大國的發展戰略因為金融小國的現狀而代價變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引入全方位配套改革措施十分重要。
簡單地講，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戰略：一是加快發展金融體系使其與貿易大國相匹配，二是改變貿易大國的發展戰略使其與金融小國的現狀相匹配，三是放慢貿易大國的發展速度和同時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使其達到一個協調的新的發展水平。從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觀點出發，第三種方案是最為可行的。
因為根據第一種方案，不僅要放開經常項目的管制，而且資本項目的管制也要大大的放開。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金融體系作為保障就開放資方項目是十分冒險的舉措。
當然，第二種方案，即刻意強調以內需代替外需、內資“擠出”外資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
若選擇第三套方案，我們要按照以下思路進行改革：在維持匯率相對穩定和資本項目上的自由兌換可受“保護”的環境中，一方面，迅速導入協調和有效的激勵機制，加快產業結構的布局或轉化的步伐，加快政府支付轉移的效率，提高農村城市化建設的質量，強化社會福利體系和相關制度的整體設計和運作機制，從而建立起一個基于比較優勢布局的相對優化的產業結構和貧富差距較小的和諧社會。
(孫立堅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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