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介紹
李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曾任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專家網絡負責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執行所長
改革三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始終存在，我們步入了一個高風險時代：新一輪的物價上漲已使中等收入的人群也都感受到了壓力，房價、股市、大學生就業等方面的諸多變數，都增加了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同時，從礦難到黑窯工事件，從廈門PX的“散步”到席卷全國的雪災，再到最近的抵制家樂福事件，呈現出的不再僅是一種一般的經濟的或社會的景象，更和我們所處的轉型時期密切相關。當我們面對著轉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我們有沒有能力把自己的事做好？由是，我們需要找尋、梳理那些模糊不清的舊跡，檢討我們的問題，規劃今后的道路。
李楯印象
李楯說，“一個個的公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府機構和官員只不過是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
李楯說，“一些艾滋病項目浪費嚴重”、“艾滋病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溫度計”、“某些組織專吃艾滋病飯”。
李楯還說，“既不要迷信官員，也不要迷信學者?！?/p>
特殊的道路：中國還在轉型中
中國過去為什么落后，或者說我們為什么在發展中步履艱難？一直以來有這么幾個說法。一個說法，因為我們起步晚。這種說法我是不贊成的，一個持續存在5000多年的文明古國，我們為什么起步晚？這是我們的問題，還是別人的問題？
第二個說法，因為帝國主義欺負了我們。這個說法是否成立呢？我們看看毗鄰廣州的香港，是當年鴉片戰爭后英國人強行租出去的。香港回歸時舉國歡慶，我當時有一些想法，并不那么高興，為什么呢？在一個講武力的時代，我們打不過人家，香港割出去的時候，清政府都不知道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只是一個漁村而已，而香港回歸時已經是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當年香港是受廣州的輻射，但在改革開放后，廣州是受香港的輻射，這種輻射甚至一直到了北京。
我們再看，在中國與英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十幾年之后，日本的國門也被美國人打開了，也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當時日本有一派主張寸步不讓地拼了，另一派主張，我們認輸，我們學習。日本是海洋民族，當時卻沒有遠洋航行的能力，所以他們駕著買來的一艘遠洋船，讓英國人來指導自己航行，去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然后，日本人咬著牙明治維新，一步步地干起來。日本在二戰戰敗之后，有一個叫吉田茂的外相寫了本小冊子《激蕩的百年史》，他說，作為戰敗國的首相，凡與占領軍發生意見沖突的時候一定據理力爭，但如果占領軍執意不聽的話就堅決服從。他說了一句話，戰勝者有戰勝者的風度，戰敗者有戰敗者的風度。我們有非常強的敵情意識，但卻缺乏憂患意識，缺乏一種真正咬著牙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精神。
第三個說法，就是我們人多資源少，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天然條件好。我不同意這樣的想法。世紀之交時我做過一個統計分析，中國大陸每平方公里有129個人，而臺灣地區每平方公里是595人，香港地區是6218人，但這兩個地方，一方面人均資源比大陸少，另一方面國民生產總值比大陸高得多。當時中國大陸的人均生產總值不到1000美元，而臺灣地區當時已經是12838美元，香港地區已經是25280美元。我們再看看日本，四面環海，資源匱乏，當時每平方公里是330人，是中國大陸的2.58倍，而當時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37800多美元，是大陸的44倍。
我們再反過來看一下中國大陸的情況，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都是人多資源少，真正人少資源多的西部地區并不見得經濟有多發達。
很多人都認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自己也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居。我不這么看，我認為，當代中國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是一個轉型國家。因為一般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像中國這樣，他們都有過與政府相對應的市民社會，而我們有過非常獨特的歷史經歷，而這個經歷使我們不但不同于一般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甚至不同于前蘇聯和東歐。
事實上，中國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我們是在清末被列強用炮艦打開了國門，訂立了不平等條約，當時我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恰恰是今天我們最能接受的，比如五口通商、國家開放。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為“大清帝國物產豐富，用不著向洋人購買”，這是我們當時正式答復外國使節的話。還有一條中國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準許“夷婦”上岸入城。夷婦是什么呢？就是外國婦女。而我們最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是當時賠償了許多白銀。為什么能接受呢？當時的清政府認為，這是英國人向大皇帝告狀，說林則徐欺負了他們，于是大皇帝賞賜了英國人這么多銀子。這樣一個封閉的國家對外部的回應，很值得我們思考。
等這個階段過去了，中國開始正眼面對外部世界，從1860年開始，社會的結構有所改變。我們開始開礦建廠，清政府通過立法獎勵來發展現代工商業，甚至立法獎勵女生出國留學。那時候制訂的法律，比如公司律、破產律，強制教育律，相當于我們今天的公司法、破產法、義務教育法。1906年清王朝已經進入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了，當時修律立憲的步子也很大。中國走的正是模仿西方的道路?？上?，緊接著的辛亥革命中斷了清王朝的改革。在清王朝結束之后的北洋時期，經濟、文化、政治制度都繼續發展，包括政黨政治、男女平等、女性參政等，已經在四省的省憲里做出了明確規定。
但是，到了1924年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孫中山對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喪失了信心。于是，孫中山提出黨治，所謂“以黨治國”，當時是說以俄為師，實際上和前蘇聯的情況并不一樣，他走出了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孫中山去世之后，他的兒子孫科和國民黨的一些元老居正、胡漢民等人提出“主義法制化、法制主義化”。
后來再到朝鮮戰爭之后，中國完全封閉起來，不僅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完全對立，連與蘇聯也都鬧僵了。這樣，在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情況，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沒有中間層，形成了社會和國家二者合一，把社會擠沒有了，政府直接面對每一個公民。這樣一種特殊結構形成了單位制度，國家控制了一切資源、信息和發展的機會，分給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通過控制一切資源、信息和發展的機會，最終控制了每一個個人。
記得在改革之初，我們有一個爭論，中國到底需要人治還是法治？實際上，從1924年中國國民黨提出黨治，到1997年中國共產黨重提法治，中國走了一條極特殊的道路。
三十年改革：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改革開放三十年，成就很大，但作為研究者，我首先考慮的是它帶來的問題。為什么？因為我們更多是要講出問題，以促使當政者和公眾了解，來解決好這些問題。
我們要注意，改革之初確定的方向和今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改革之初，那時我們確定的目標是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其實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提出的，是“文革”前提出的。它的目標是什么呢？是富國強兵。通過工業、農業、科技、軍事的現代化，國家要富有、軍隊要現代化，因為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打大戰、打核戰，戰爭不可避免。但是，到了鄧小平時代，他提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和發展是世界的兩大主題。再到江澤民提出和美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再到胡錦濤在十七大上提出和平、發展、合作是當今的主潮流。今天的問題是，我們每往前走一步，同時又堅持了計劃經濟時期留給我們所謂“不能改的東西”，于是，我們每往前走一步，不是簡單的更好了，而是內在關系更加緊張了。
那么，我們到底要什么？
如果我們認為和平、發展、合作是主潮流的話，如果我們認為體制不同、利益主張不同的國家可以共生共存的話，如果我們把人看成第一位、把民生看成第一位的話，我們的很多思路就要改變。但是，我們很多舊的做法又都在延續著，我們到底是要富國強兵的四個現代化，還是十四大、十五大新確立的市場經濟、法治社會呢？
這里就有問題了，因為我們還存在著短時間內很難化解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遺產。
首先就是計劃經濟遺留下的城鄉分治。現在城鄉收入差距這么大，差不多是6：1，世界少見。而地區差距以縣為單位，根據統計，在上世紀90年代初，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富和最窮的地方相差64倍，進入新世紀后變成了171倍。如果說，當年清末中國面對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么今天我們要解決城鄉分治的后果，需要的是世界未有之大經驗。
其次是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則。我們有那個時代形成的規則，干什么事情都是發動群眾、動員群眾，而不是今天提到的公眾參與。參與和被動員是兩個概念。我們有很強的敵情意識，卻沒有政府信息公開的觀念。我們當年提的兩個徹底決裂，在“文革”中達到一個極致，造成我們現在誠信缺失、道德失范。在這種文化斷裂之后，幾千年的文明古國現在很難追尋傳統。
進一步來說，我們的改革面臨著難以克服的體制性障礙。三十年改革，很多問題亟待解決，但是又多年得不到解決。我們是漸進式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壟斷國企問題、金融問題、房地產問題等硬骨頭，我看到今天也沒有轉變到位，我們的改革已經進入非常艱難的時刻。
我們過去以為，確定一個目標就一定可以走到，就可以走向市場經濟、法治社會和人人平等，結果并不是這樣，發展有路徑依賴，會形成新的利益格局。規范的市場經濟國家很難出現暴發戶，但我們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出現如此多的“暴發戶”，又出現了如此多的弱勢人群，其中最窮的一塊，就是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時說的，農村年收入在865元以下的9000萬人。官方公布的數字，城市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有的金融資產達到67%.
我們看到，反映社會貧富分化的基尼系數已經相當大了，我們還要在看到貧富分化的同時，由于社會晉升的渠道有制度性的障礙，城里人大學畢業進入政府機關，開始垂直流動，而農民工卻只有今年到深圳打工、明年到廣州打工的水平流動。我們要看到，天生就有一些絕頂聰明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有組織本領的人，如果不給他機會在合法的渠道上進行晉升，就會形成底層精英，就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當年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會把我們導入法治社會，但是沒想到市場經濟和舊有的權力系統有一種非常絕妙的結合，在我們這種市場中形成了一種貪官、奸商、刁民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中，老百姓如果不刁的話可能就更難受了，而貪官、奸商、黑勢力在市場中就更加如魚得水。
比如重慶最牛的釘子戶問題解決了，背后是怎么解決的呢？能不能復制？誰也不清楚。廈門的PX問題解決了，怎么解決的？背后有沒有復雜的原因？其他的環境利益之爭，能不能這樣解決？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就有一種特殊的機制，就是可以把相當多的人都培養成為機會主義者，這是非?？膳碌?。
新舊體制并存時，由于兩種體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價，這個時候形成了只有很有限的競爭者才能有條件、有機會進入這個競爭格局里，又只有更少數的人才能在競爭中獲勝。改革三十年形成了利益格局，我們形成了一個很不好的利益格局，現在之所以不愿意往前改了，就是現在改革往前走要犧牲一些人的利益，而這些人是屬于社會的強勢，有什么力量能讓他們讓出既得利益？我們這個社會的轉型由于這種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有中途“定型”的危險。
下一步：我們該怎么辦
有人說，社會的變動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改良，改良是社會上層和下層都是比較好的，都是比較有智慧的，都能犧牲自己的利益取得妥協，最后不改變結構而使社會往前走。第二種是改革，精英人物在上層，從上面推動下面的改革，從而改變社會的結構。第三是革命，精英人物在下層，由下而上發動革命，結果制度改變。第四是造反，上下都不怎么樣，我把你推翻了，我上臺照樣亂來一套。
現在，我們這個社會能不能做到執政黨、政府、企業、非企業非營利機構、社區和公民，大家能夠認識到我們的利益和主張是不一樣的，從而和衷共濟。
我們現在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也進入了高風險的社會，但是，我們適用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卻沒有建立起來。在社會保障中我只舉一個例子，就是在世界衛生組織191個成員國里，我們的衛生公平指數排名倒數第四，其中政府投入占人均衛生支出的比例，從改革之初的36%降到世紀之交的近14%，幾乎是每年降一個百分點。北京市政府有一個口號，“集中財力辦奧運”。我的看法是，任何一個政府的財政盤子都只是個定數，關鍵就是在你的問題單子上什么排在前面，如果你把民生排在第一位，那么就有錢用在這里，如果你把別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當然就沒有錢用在民生了。
民生問題、人權問題，又不僅僅是民生和人權問題。當我們提出民生問題、人權問題的時候，我們看到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全面改革，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如果沒有整體體制上的改革，我們就不能解決民生問題，我們就不能做到公平公正。所以，我們確實需要穩妥的、有整體規劃的全面改革。同時，社會應該是適度的放開，因為社會有一種自組織的能力，我們提倡一種善治的理念，就是需要政黨、政府、企業、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社區和盡可能多的公民積極合作，來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
在當下，我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下幾點
第一是信息公開。信息公開應該是常態，不公開應該是特例，而且我一直認為，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政府機構，只不過是我們老百姓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這個國家的主人是一個一個的公民，作為管家沒有理由向主人隱瞞家庭的情況。而且，只有信息公開了，大家才有可能參與，才有可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斷。第二是公眾參與。在利益多元的情況下要有一種訴求表達的機制。第三是官員問責。我認為，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官員問責，是當前中國改革需要立即往前走的三步。如果再提一項的話，那就是我們應該有更加獨立的司法，應該一切爭執最后都能夠通過司法來得到最終的權威的判決，都能夠通過中立的，也就是利益無涉的司法來做出裁決。
我現在最大的一個擔憂，就是我們的改革，希望能有的好的東西，但是不能完全做到，需要去掉的不好的東西，卻又不能真正去掉。我們在這里躊躇不前，我們老怕動作大一點會引起社會的振蕩和不穩定，我們有有許許多多的顧慮。盡管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有很多好的規劃，但我們的步子非常小。我擔心，如果我們拖下去錯過機會，可能會造成一種危機，因為潛在的問題確實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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