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在四川綿陽九州體育館受災民眾安置區，兒童在節日為志愿者帶上紅領巾。 中新社發 杜洋 攝
博導、醫生、海外華人、律師、董事長、農民工、學生……他們都是志愿者。幾十萬人迅速集結到四川，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力量。
志愿者人數的大規模增加，是公民社會逐漸形成的標志之一。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僅僅是簡單表示“不歡迎”，公民社會中“合作管理社會”的標準就難以達到
本刊記者/蔣明倬(發自成都)
從“5·12”地震到今天，四川災區究竟出現了多少志愿者，沒有人可以統計清楚。僅僅有登記的志愿者就已達20余萬；還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沒有通過任何組織就直赴“前線”。
這是一次公民志愿服務意識在災難面前的空前高漲。而在災后，中國將面臨一個新的問題——中國的公民社會逐漸形成，公民志愿意識逐漸覺醒，政府部門和各種社會組織如何引導這股新的力量？
“我們都是志愿者”
“我最初看到他們也是很驚訝。以前，還以為志愿者都是大學生。”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孫碩鵬帶領999救援隊，趕赴綿竹實施醫療救助，在途中“撿”到3個志愿者，其中一位女士是河北省邯鄲市的骨科醫生，另外兩個是從河南來的夫婦倆，也都是醫生。他們跑到災區出力，卻不知道找哪個部門，碰到孫碩鵬就跟著來了。
都是40多歲的人，根本不是人們想象的那種空有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到了災區就是想能做點什么，“邯鄲那個女醫生，在單位請了假，也沒敢跟自己丈夫說，丈夫膽子小，怕他擔心，就偷偷地一個人來了。”孫碩鵬說。
孫碩鵬跟他們在一起呆了十幾天，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都是這樣子的，一起吃，一起睡，還可能住一個帳篷，但是彼此可能很久都不知道名字。我們都是志愿者。”郭昊東，奧運場館鳥巢的建設者，帶著自己的施工隊跑到成都來，“錢我也捐了，就還是想到四川來做點什么。”
在任何一個災區現場指揮部的前面，都會停著一些私家車，車主在車前貼一張紙，寫著“志愿者”，直接等在那里幫政府往災區運送物資。如果災民要從救助點返家取東西，他們也會免費載著去。
還有一些志愿者是看不見的。他們在指揮部留下電話，用人或者用車，隨傳隨到。
在任何一個組織的物資捐贈點、物資發放點、災民救濟中心、政府的救災指揮中心、紅十字會的辦公地點，甚至是去重災區的途中、救援的現場……災區的任何的一個地方，甚至那些需要徒步才能進入的地方，都會看到志愿者，大量的志愿者。
“人員構成也非常復雜，有海外華人、醫生、律師、公司的董事長、博士生導師、農民工、學生……”四川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張波幾乎遇到了各種身份的人，他們從中國各個地方趕來，還包括國外的。
一些受災者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地震發生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遇到了家在汶川、被阻隔在成都的大四學生楊紅。當得知家人平安后，“我突然覺得找不到方向了，給所有認識的人打電話，想知道這時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她說。就這樣，這個大四女孩成了志愿者，在紅十字會幫忙統計、搬運物資。而在一些被滑坡隔斷的山路上，有些村民也充當了這角色，用自己的農用車“擺渡”往來人群。
“這樣的災民很多，受災后，沒有了家，沒有了工作。”四川紅十字會的一位人士說，“那是一種平安后報恩的感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