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貧困，“留守兒童”過早地體會到生活的辛酸和物質匱乏的壓力。他們只能孤獨寂寞地成長，享受不到來自父母的關愛和親情。更現實一點兒，他們根本看不到知識將會給生活帶來什么改變。學習成績的好壞對他們來說，似乎已經沒什么實際意義了。
“想讀書嗎？”
“不想。”
“那你想干啥？”
“學功夫，掙錢。”
面前這個虎頭虎腦的孩子叫嚴鵬，湖南省岳陽市華容縣萬庾鎮人，14歲，在鎮中學念初一。自從父母1999年去廣東東莞打工，他就一直和77歲的奶奶一起生活，是一名“留守兒童”。
嚴鵬并不想讀大學，因為“成績不好”——學功夫、當警察、掙大錢，這才是他的夢想。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嚴鵬這樣的“留守兒童”當中，有著類似理想，認為“讀書沒用”的還有很多。
“留守兒童”是指農村流動人口(其中80%左右是農民工)在戶籍地以外謀生時，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戶籍地而產生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具體而言，是指與父母雙方或一方分離并“留守”在農村的少年兒童。根據國家統計局估計，目前全國15歲以下的留守兒童人數約有1000萬人。
根據湖南省2004年年底的統計，該省農村人口為4320.02萬，占總人口的64.5%。自上世紀70年代后期起，一些農民就開始外出務工經商。據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公布的數字顯示，2002年，全省農民工為525萬人，其中，到省外務工的占82%。2003年，外出務工農民人數增加到736萬人，2004年更是達到829.1萬人，三年內增長了63.3%。
在成為全國勞務輸出大省的同時，湖南省也相應地形成了規模達到數百萬的“留守兒童”群體。該省曾有學校做過調查，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務工的兒童，約占在校學生總數的60%，其中父母同時外出的超過一半，并且呈增長趨勢。
2005年8月，共青團湖南省委發起了一次對湖南省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調查。該調查由團省委書記吳奇修牽頭組成課題組，采用分層抽樣的方式，選取了湘北、湘中、湘南、湘西的8個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縣(市)的16個鄉鎮，對“留守兒童”進行了問卷訪問，并對部分監護人和學校老師進行了深度訪談。
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996份，內容涉及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行為發展、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社區環境、同輩群體等問題。近日，記者拿到了這份剛剛完成的調查報告。
對他們來說，“知識改變命運”就是一句空話
除了家庭經濟壓力得到緩解之外，父母出外打工給“留守兒童”帶來的另一個影響，恐怕連這些家長自己都沒有料到——看到沒上過什么學的父輩照樣能在外打工掙錢，留在農村的孩子們開始覺得“這書讀不讀也沒啥區別”。
對他們來說，“知識改變命運”就是一句空話。
不久前，永興縣某中學一名女生擅自逃學，跑到長沙打工，還通過電話叫班上的三個女同學也一起去。面對老師的責問，她回答得很干脆：“反正讀完書也是打工，還不如早點兒出去。”
調查發現，部分“留守兒童”已經陷入一種新的“讀書無用論”，他們學習目的不明確，學習積極性不高，紀律渙散。只有33.6%的“留守兒童”目前最大的愿望是“提高學習成績”，還有51.7%的人初中畢業后就打算“外出打工”和“做生意”。
至于學習成績，本次調查中，認為自己“信心不足”和“沒有信心”的“留守兒童”約占1／3，另有35.1%的人感覺自己在學習方面信心十足。然而學校老師和監護人卻一致認為，“留守兒童”普遍成績較差。
數據顯示，有63.9%的“留守兒童”認為學習中最大的困難是“無人輔導”。研究人員發現，多數“留守兒童”較少受到老師的關注和器重，而監護人一般又沒有輔導孩子學習的能力。面對學習上的困難，不少“留守兒童”采取消極的態度，甚至是自暴自棄，陷入惡性循環。
研究人員分析說，外出務工人員多的地區，多為老少邊山窮地區，基礎教育投入不足，硬件設施滯后，師資力量缺乏。在正常的教育管理之外，學校難以對數量龐大的“留守兒童”進行特別監管。由于缺乏全方位的監管引導，“留守兒童”極易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加上思念父母、擔心受歧視等心理障礙，缺乏學習自覺性、上進心和自制力。還有極少數教師對他們缺乏耐心，施以責罵、挖苦、體罰等不當手段，致使他們對學校失去信任，逃學、輟學，過早流向社會。
團湖南省委一位參與調查的工作人員認為，與同齡的城市孩子相比，“留守兒童”顯得早熟。“由于貧困，‘留守兒童’過早地體會到了生活的辛酸和物質匱乏的壓力。他們只能孤獨寂寞地成長，享受不到來自父母的關愛和親情。更現實一點兒，他們根本看不到知識將會給生活帶來什么改變。學習成績的好壞對他們來說，似乎已經沒什么實際意義了。”
父母外出打工時間越長，孩子的心理問題越嚴重
與他們的“讀書無用論”給成年人帶來的震撼相比，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更讓人心痛。今年5月上旬，記者隨同調查人員到岳陽市幾處農村采訪時，對此有了切身的感受。
嚴飄，13歲，湖南省岳陽市華容縣萬庾中學初一學生。她的父親1998年因肺癌去世，從此家里的經濟條件每況愈下，媽媽迫不得已去東莞打工，至今已有4年。平日里，嚴飄由73歲的奶奶帶著住在伯伯家。奶奶告訴記者，自打4年前嚴飄的媽媽去了東莞，她就變得越來越內向了，平時和奶奶、伯伯也不大說話，幾乎沒什么交流。偶爾接到媽媽打回來的電話，嚴飄也不怎么多講話，常常是母女倆抱著電話哭成一團。
在萬庾中學，記者通過學校廣播找到了嚴飄——一個看上去清秀文靜的小姑娘。坐在辦公室里，她一直低著頭，局促不安地絞著手指。沒說幾句話，她就紅了眼圈兒，淚珠直往下掉。在隨后近一個小時的交談中，除了點頭和搖頭之外，她幾乎沒有開過口。
隨行的團縣委負責人說，像嚴飄這樣極為內向的“留守兒童”畢竟是少數，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缺乏父母的關愛，再加上經濟條件差、生活環境不好等方面的影響，“留守兒童”承受著幾倍于同齡人的心理壓力。他們普遍存在孤僻、膽小等性格特點，容易出現偏執、冷漠、自私等不良人格特征，并且誘發一些心理和情感問題。
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團湖南省委的調查小組還特意做了一個專項調查。他們在8個縣(市)的留守的初中生中隨機抽取了666人(其中男生285人，女生381人)，作為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分析的測試對象。
這一專項調查顯示，57%的留守中學生存在輕微或輕微以上的心理健康問題，其中輕度心理健康問題的檢出率為47.7%，中度為9.0%，重度為0.3%。研究人員通過分析還發現，這些留守中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往往與父母的打工年限有關，時間越長，孩子的心理問題越嚴重。
調查員在華容縣某村見到了一名正在讀小學二年級的“留守兒童”。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個孩子見到調查員撒腿就跑。調查員一直跟到他家里，他竟一下子鉆到床底下，說什么都不出來。雙方僵持了近半小時，最后調查也沒能進行。
這樣的故事在調查中并不少見。宜章縣某村一名留守的初三女生，把自己反鎖在家，不去上學，并聲稱要去尋短見——原因是她不喜歡學校老師到家里“找爺爺奶奶了解情況”。還有漣源市某村的一名初中生，十幾年來父母一直在外打工，最近才回來。長期以來，他從來不喊“爸爸”、“媽媽”，只有向父母要錢的時候才會和他們說句話。
調查報告認為，“留守兒童”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在生活中有了委屈卻沒有一個合適的傾訴對象，久而久之，其人格表現或是攻擊性較強，或是偏向抑郁。
突發性事件中，“留守兒童”幾乎沒有自救能力
調查中，最讓家長和監護人覺得頭疼的問題，就是“留守兒童”的安全問題。2005年,在湖南省漣源市荷塘鎮的“5·31”特大洪災中，有12名兒童死亡，其中的11個都是“留守兒童”。由于缺乏有效監管和教育，“留守兒童”對突發性事件幾乎沒有應變和自救的能力。
采訪中記者發現，有一戶“留守兒童”家門前有一個大水塘，油綠色的浮萍完全遮蓋了水面，完全看不到水有多深。為了防止孩子下塘玩水發生危險，一到暑假，孩子的爺爺就帶著他一起到地里去。爺爺在地里干活，孩子在田頭撐把傘寫作業。
像這樣能得到祖輩有效監護的“留守兒童”并不多。調查報告認為，“留守兒童”自身在生理上沒有足夠的自我保護能力，心理上也缺乏防范意識，容易受到侵害，或者“學壞”。另外，由于大多數主要勞動力外出，一些不法分子往往趁機對“留守兒童”家庭實施不法侵害。調查所涉及的16個鄉鎮中，有13個鄉鎮的農民向調查員反映了這方面的事例，包括入室盜竊時打傷“留守兒童”，對“留守女童”進行猥褻、騙誘，企圖拐賣“留守男童”等。
除了這些來自外部的傷害之外，部分“留守兒童”還面臨著另一種“危險”——離家出走。“他們的父母都在城里打工，再加上城市生活的誘惑，他們中的一些人會選擇離家出走的危險方式。”一位研究人員告訴記者，“糟糕的是，這些孩子在農村缺少管理和控制，這更加大了他們出走的可能性。”
針對“留守兒童”群體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研究人員分析說，在我國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群體，這也勢必產生同樣大規模的“留守兒童”群體。
他認為，對每一個做父母的人來說，天經地義的義務和職責是，一方面，為子女提供必要的物質生活條件、教育條件、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應該給子女以父母親情和家庭溫暖，使其在情感、道德、行為、心理等方面健康發展。但是，在絕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工的家庭里，這兩個職責是不可能同時實現的。
而這，已經是關系到數以千萬計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長的大問題了。
(據中國青年報；楊詩琪 洪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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