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訴求？
面對依然嚴峻的人口形勢，程恩富提出了繼續堅持和實行較嚴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鄉一胎、特殊二胎、嚴禁三胎、獎勵無胎”，并以此使總人口較快“先控后減”，較快提升人口素質，較快趕上美歐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對于近年來有些經濟學、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學者主張立即全面恢復二胎生育政策，以此來解決所謂老齡化問題，程恩富認為：“這種政策是不可取的，因為它會使中國人口基數繼續不適當地增大，不利于很多問題的解決，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就業問題、人均生活水平問題等諸多方面?！?/p>
“在人均收入較低的條件下到達老齡化水平，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凸現。一方面勞動力仍然大量相對過剩，另一方面達到老齡化標準，這是人口領域的‘二元結構’，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實做好老年人社會保障工作?！彼麖娬{，“我們不能用所謂個人自由生育權的觀點來分析，那就會導致無控制的自由生育了，這才是爭論的核心和關鍵。”
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小平認為，中國人口數量依舊嚴重過剩，如果沒有人口數量的絕對降低，中國無法從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方面追趕上發達國家。他主張進一步顯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實現人口零增長，并提出了兩個百年人口目標，即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乣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億，從而根本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
據測算，如實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達到人口增長的峰值，峰值人口為13.93億人。而“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總量將繼續增長，到2045年才可以達到人口增長的峰值，峰值人口為15.50億人。
此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放開二胎”方案的人口總量保持在15億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總量為15.33億人。而實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總量繼續減少，到2100年為6.7億人。兩種方案的人口總量差距逐漸增長到8.63億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費模式和物價水平，我國撫養一個孩子從母親懷孕開始到16周歲止，全國平均所需支付的總撫養費最低為 5.8萬元，最高為6.7萬元。”程恩富介紹說，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經濟實力的提高，教育投資的不斷升高，我國為撫養每個 0乣16歲少年兒童平均所需支付的總撫養費必然大幅度上升。這樣，由于“放開二胎”而多生的幾億人口，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因此，他建議：我國不僅不能放松現行生育政策，而且還要繼續把城鄉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對夫婦一個孩子這一底線，即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實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過微觀上控制每個家庭的規模，宏觀上控制社會的人口數量，來促進家庭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科學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僅能夠獲得控制人口數量的人口效益，還會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和健康效益?！背潭鞲粡娬{，政府應重視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將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建立在這種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才能以盡可能低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來獲得盡可能高的、并從總體上有利于國家和每個家庭的效益。
同時，他認為：獨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許多人所擔心的那樣，最終勢必造成過重的家庭養老負擔，“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負擔加大沒有必然聯系，“二孩加間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現宏觀人口未能控制、微觀家庭負擔也未能減輕的后果。
然而，就目前記者采訪的情況來看，持“一胎化”生育觀點的專家、學者人數并不多。
“放開二胎”：人性、人文的回歸？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對“一胎化”的學者之一。
“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風險社會。在提倡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其實也進入了一個還沒有完全意識到的風險積累和爆發并存的后計生社會，或者說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計生時代?！北本┐髮W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獨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風險”。
首先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尤其對于中老年父母，這是毀滅性的風險。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風險?！蔼毑耠y燒、獨子難教”。由于父母的愛過分聚焦、期望過高、養教方式不甚科學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無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沖突風險。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穩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際矛盾普遍難以調和，若激化則破碎家庭、單親家庭將隨之增多，從而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養老風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獨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臨生活照料風險、精神贍養風險甚至經濟供養風險。
第五是社會的發展風險。獨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會，除上述風險外，其個性問題、非智力素質發展失衡、缺乏團隊合作精神等也使未來社會的競爭力量、協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戰。
第六是國家的國防風險。一旦發生戰事或抗擊自然災害等，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嚴峻的話題”。
“獨生子女家庭的‘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面臨不可預見的風險，很多家庭變得‘不堪一擊’、十分脆弱。這就要求我們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時候，要盡量人性化，考慮到家庭的合理需求，盡可能把獨子生育的風險‘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風險應該是事先預防，而不是事后補償。而現在規避風險最好的方式，就是“放開二胎”，這是富有遠見的社會賦權，因為權利保障幸福，自由促進發展。
“人口安全發展和家庭幸福發展應該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取向。至于生一個還是兩個以及什么時候生育，這是私權范圍內的事，個人、夫婦和家庭應有選擇的權力與自由，國家不應干涉?！彼毖缘?。
作為年輕一代的人口學家，穆光宗認為：全面放開“二胎”是一種人性人文的回歸，相對符合“國情民意”，符合人們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人口觀。就像上世紀70年代末剛實行計劃生育時提出的那樣，“放開二胎”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正所謂“一個少了，三個多了，兩個正好”。
穆光宗表示：從歷史的觀點看，全面恢復二胎生育政策同時也是對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確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發展。調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相對短缺問題，但只能收到亡羊補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贊同及早調整生育政策、盡量擴充公民自主選擇權的觀點和做法。“其實，我并不是反對政府主導的計劃生育，只是覺得應該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權的方式予以實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長遠的考量?！蹦鹿庾谡f，“迄今為止，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導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沒有在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
穆光宗強調，單純減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計劃經濟福利性分配體制的要求，卻與自由自主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悖。歷史經驗表明，單純的減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趨嚴重，代價和風險越來越大，導致了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得不償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經相當穩定而且開始向過低方向演進時，中國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轉向人口調控和人口優化，人口零負增長戰略要轉向人口均衡協調發展戰略。
“計劃生育政策遲早要調整的，只是個時間問題。但拖延太久，所積累的代價和風險就會更加巨大，而這些本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先避免的?！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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