輟學打工導致能力貧困，掙不來錢陷入惡性循環
本報記者 張鵬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23歲的羅新虎過得并不快樂。這個擁有4年打工齡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未來。
初中畢業后，原本可以繼續讀高中的他，看著外出打工的村里人都掙了錢，“衣冠楚楚”地“還鄉”，加之家中經濟拮據，想都沒想，便跟著村里人跑到北京闖蕩——4年間，他從一家服裝廠的學徒工熬到了熟練工，收獲了經驗，但并沒有換來想象中的財富。他開始后悔“當初輟學的沖動”。
無獨有偶。在羅新虎所在的甘肅省兩當縣楊店鄉豆坪村，很多他的同齡人都選擇了近乎相似的道路。
“外邊打工，有錢花。”21歲的張建林這樣解釋自己輟學打工的初衷。他告訴記者，他的100多個初中同班同學，去讀高中的僅5人，其余都在全國各地打工。
悄無聲息地發生在豆坪村的這個變化，令小學校長羅志忠憂心忡忡。這位從民辦教師轉正，從教24年的老師見證了這個村莊鄉村教育的衰敗：村里每一個因考學而離開土地的學生，他可以如數家珍般，一一道出他們的名字。但顯然，這些年，讓他記住的名字，越來越少了。
“他們知識不多，文化不高，在農村就嬌生慣養，沒吃過苦。你說將來咋辦呢？”無奈地擺擺手，羅志忠不住地嘆氣。
記者發現，這些農村的“90后”，以及部分“80后”，當初放棄繼續讀書，大多是因為想盡早掙錢，擺脫家庭的貧困。但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他們知識上欠缺，技能又不足，從而造成事實上的能力貧困。
令羅志忠擔憂的是，近些年，“上學出路不大”的想法開始像病疫一樣在村里傳開，正在挫傷鄉親們送子女入學的積極性——那些堅持讀書的學生，不少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待在家中，那些全力供孩子上學的家庭，反成了村里的困難戶。
梁曉燕家就是典型的樣本。盡管通過了縣里特崗教師的招考，定西師專畢業已兩年的梁曉燕，至今沒被安排正式工作。不得已，她到鄉上的中學代課半年，每月領600元的薪酬。她家居住的老屋也幾乎是這個村莊年代最久遠，最破敗的一座房屋。“因教返貧”是這個農家至今沒能擺脫的厄運。
無論如何，這個地處西部內陸的村莊，在城鎮化的浪潮中，已被毫無抵抗地裹挾其中。與上個世紀90年代的打工潮同時開啟的，還有這里的“農村‘90后’不愛讀書愛打工”的風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打工者，在上海、北京、山西等地的服裝廠里做工，在繁華的都市和封閉的鄉村之間遷徙，未來迷惘。
回老家過年，在蘭州念大學的張愷(化名)吃驚地得知，自己昔日的幾個小學同學和兒時的玩伴在外出打工期間因團伙偷竊被判刑，一個僅有600多人的村莊，竟有5名農村“90后”坐進了“鐵窗”。
張愷發現，這幾人都念過書，具有初中文化，但幾乎無一例外，初中畢業后便開始輟學到“長三角”地區打工。
在這位攻讀社會學專業的大學生看來，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訴求不同，新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再僅是為了“討生活”，而更多的是為了改變現狀。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但他們卻缺乏必要的謀生技能和手段，在城市生活“不如意”后，最終鋌而走險，滑入犯罪的道路。
采訪中，一位長期從事基礎教育的中學教師將此歸結于“教育的冷漠化”。這位中學老師解釋說，基礎教育對高分和升學率的追求，致使學習不好的學生成了教育的“犧牲品”。
“教育的核心是愛。但升學率指揮棒考核下的中學教育，使得老師只關心好學生，而忽視了對差學生的關照。”這位老師說，“以前的課堂，還可以聽到老師對學生講做人的道理，但現在大家都忙著向課堂45分鐘要效率，結果僅剩下填鴨式的教學，而忽視了對學生的心靈教育。”
他認為，這個被教育忽視的群體亟須受到重視，應該為那些“讀不了高中”的農村學生設計必要的向上通道。
他建議，可以通過開辦農村特色的職業教育，培訓農村初中畢業生的城市謀生技能，以幫助農村“90后”適應未來的城市化生活。另一方面，應該探索在農村中小學增加鄉村教育的內容，找回農村教育自己的自信，逐步培養適合留在農村，進而發展農村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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