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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背后的攻守游戲

2010年09月03日09:05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關鍵詞: 人口普查 攻守 人口計生委 大赦 契機 超生 計生辦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 贊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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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普查攻守游戲普查的難點有兩個,一個是流動人口,另一個是超生人口。前者的顧慮,與過去長期遭受的非本地待遇有關,而后者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問題。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已進入前期的戶口整頓階段。從各方反饋的消息看,數據的準確性依然是廣受關注的待解難題。

  北京市多位普查員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人口普查的難點有二,一個是超生人口,另一個是流動人口。“前者主要擔心錢(被罰款),后者則主要擔心身份(因外地人的身份招來麻煩)。”

  圍繞這兩個問題,普查一方與被普查一方玩起了攻守游戲。

  外地人的顧慮

  外地人口的顧慮,與其在歷史上所受的非本地待遇有關。

  家住西城區展覽路街道的齊東升,在上世紀90年代初來京。在他的記憶里,外地人經常與暫住證、聯防隊員及罰款聯系在一起。“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很害怕半夜里有人敲門,那十有八九是聯防隊員來查暫住證。”有一次,他抱著頭在村口蹲了一個晚上,直到一個朋友過來幫他交了罰款。

  后來,《收容遣送條例》被廢除,外地人在北京長舒了一口氣。但有關控制外地人進京的言論一直不絕于耳。今年1月份,北京市律協發布通知,要求在北京律師事務所實習的人員,需向律協提交其檔案存放于北京市所屬人才機構的證明。由于這些人才機構只向有北京戶籍的人員開放,此舉被普遍解讀為限制外地律師進京。

  在2005年北京“兩會”上,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提出建立“人口準入制度”,以控制外來人口的無序進京,這一提案在部分外地人中引起不小的反彈。

  “在北京生活,一些外地人始終有點戰戰兢兢。”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說:“這影響了他們對人口普查的配合。”

  石景山區人口普查員馬新告訴記者,在所有拒絕自己入戶調查的家庭中,至少有60%是外地人口家庭。“因為他們覺得人口普查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卻可能埋下很多風險。”

  周孝正說,一些外地人對人口普查的排斥,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不能充分分享由于政策的完善所帶來的各種好處。“人口普查的一個作用,是促進各種政策的完善,但既然這種完善與他們沒有關系,他們也就對配合普查沒有動力。”齊東升說,在北京,外地人與本地人按照同一個標準繳納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但他們還無法享受北京的退休金,也無緣購買北京的“兩限房”。

  等待“大赦”

  但在“另外一塊硬骨頭”——超生人口的普查上,卻呈現出另外一個邏輯:拒絕普查其實并非超生家庭的本意,他們更希望借助普查為超生的罰款進行適應的討價還價。

  家住海淀區學院路街道的古美麗正有此意。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說,自己在過去的4年多一直沒有給第二個孩子上戶口的一個原因,就是在等待第六次人口普查這個“契機”。

  這個“契機”的含義,就是對于超生人口的“大赦”——不收罰款或者少收罰款,這樣,她已經4歲多的女兒就可以趁機“洗白”。

  超生人口“大赦”,在中國之前的人口普查中有先例。據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杰華介紹,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期間,當時還沒有社會撫養費的概念,許多地方的實際做法是只要在普查期間如實申報的家庭,一般免繳超生費;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間,對于如實申報的家庭,一般只需繳納部分社會撫養費,即可落戶。

  古美麗從媒體上看到消息:在人口普查期間,北京市將以“較低的標準”收取超生人口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被一些人俗稱為“超生罰款”,是指為補償政府在公共事業上的經費投入,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費用。按照國務院2002年頒布實施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以當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計征標準,“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情節,確定征收數額。”

  《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該市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0倍。而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統計,北京市2009年城鎮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738元。這樣算下來,北京市社會撫養費的繳費標準在80214元~267380元之間。

  但北京市海淀區人口計生委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社會撫養費的收取,有時候會超出這個標準,其中有一些“隨行就市”的因素,這也為“討價還價”埋下伏筆。

  價格博弈

  古美麗也就社會撫養費一事咨詢了學院路計生辦,幾經交涉,對方告之須要繳納社會撫養費27萬元左右。

  這一標準,處于北京市社會撫養費的高位。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的一位負責人在電話中告訴本刊,該區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最低有十幾萬元,最高已達30多萬元。“其中最主要的參考標準是其家庭的財產狀況。”

  古美麗也認為,計生辦給出的這個標準,可能主要參考了她家中有多套住房的事實。古美麗告訴本刊,在其與學院路計生辦接觸的過程中,對方早已把自己的財產狀況摸了個一清二楚,“其中有關房產的信息掌握得特別詳細。”

  計生辦的有關人員告訴她,這一標準,其實對于像她這樣的家庭已是“較低的標準”。“他們說,普查過后不可能再有這樣的行情。”

  可這一“超生罰款”還是有些出乎古美麗的預料。她和丈夫商量,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戶口落在丈夫的戶口所在地杭州。但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孩子如果在北京上學,就可能得繳納不菲的“贊助費”。

  而落戶一事已經迫在眉睫。因為按照北京市的有關規定,其學區的劃分以屬地為依據,屬地說的就是戶口所在地。

  古美麗最后決定再找學院路計生辦談一談。按照雙方接觸的情形,她認為對方給自己的這個標準,還有討價還價的余地。(財經國家周刊 記者韓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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