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增長性貧困：中國面臨著艱巨任務
主持人：很高興上月底在北京與你長談。你提到你的最新研究課題叫“增長性貧困”，這和我們曾經點評過的“國富民弱”還是“國強民富”的發展路徑選擇有許多交集。中國現在人均GDP已經超1500美元，增長速度也舉世矚目，然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就業問題、收入差距問題等等日益突出。從你的研究看，中國有沒有你所說的“增長性貧困”問題呢？
鄭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兼職教授，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學術興趣和研究領域是西方經濟學、市場失靈理論、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社保基金投資和企業年金等。
鄭秉文：在回答這個提問之前，我先解釋一下什么叫“增長性貧困”。所謂“增長性貧困”，詳細說來涉及相關理論和許多評價指標，比較復雜。這里簡而言之，是指一方面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在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又沒有為該地區的脫貧減困做出貢獻，貧困現象日益惡化。
在過去20多年里，中國在減困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約有4億多人口脫離了每天1美元的極度貧困線，提前完成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全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由2001年底的2927萬減少到2005年底的2365萬，減少了562萬；低收入貧困人口從6102萬減到4067萬，減少了2035萬。
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按照現行農民人均年純收入683元的貧困標準，目前全國農村仍有2365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年收入683－944元的低收入群體4067萬人，兩者合計6432萬人；按照每天1美元的消費標準，2001年我國極度貧困人口是2.12億，貧困率是16.6％，2004年又降至10％，三年之內減少了1/3，但總量仍列世界第二位，僅次于印度的3.59億。
另外，在老年減困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資料表明，我國50％以上的城鎮老年人和80％左右的農村老年人基本上沒有存款，享有社保待遇的比例很低，有57％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親屬提供經濟幫助，25％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15.6％靠退休金。
拉美經濟一個特有現象：“增長性貧困”
主持人：看來，我們有必要請你說說拉美的“增長性貧困”問題了。這是一種怎樣的經濟現象？
鄭秉文：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拉美地區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增長性貧困”。拉美增長性貧困可用兩組主要數據予以描述如下：
第一，雖然25年來拉美的經濟增長率平均呈正值，但并沒有為減困做出貢獻。拉美地區80年代人均GDP增速為1％，90年代為1.9％，2001-2006年大約平均2.6%左右。經濟雖然呈增長態勢（盡管表現很差），貧困率卻居高不下，不斷攀升：1980年貧困率為40.5%，此后一直沒有降到這個水平以下，例如1990年48.3％，1997年43.5%，1999年43.8％，2002年44.0%，2004年42.0%。
第二，在低速增長的同時，貧困人口絕對數量卻始終呈直線上升趨勢。1980年貧困人口總量僅為1.36億，在此以后，貧困人口數量始終都沒低于1980年的水平，一直在2億以上的高位節節躥升：1990年2.00億，1997年2.04億，1999年2.11億，2002年2.21億；2006年拉美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整整比1980年多出近7000萬。
這是一種令人驚愕的經濟圖景。
增長性貧困導致“城市病”：一個城市，兩個世界
主持人：那么，這種可怕的“增長性貧困”導致了怎樣的惡果呢？
鄭秉文：拉美增長性貧困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貧困人口總量上升導致其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分布極不均勻甚至畸形化，即貧困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貧困人口數量直線上升，比例懸殊，非常驚人；換言之，農村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和占比的變化都不大：1980年農村貧困人口是7300萬，而2002年則僅為7480萬；但是，城市貧困人口數量卻驟然從1980年的6290萬人激增到2002年的1.47億，翻了一番多，即25年來幾乎所有貧困人口的增量全部轉移到了城市。
“增長性貧困”的第二個特征是城市絕對貧困化。拉美現代化進程與城市貧困化同步進行，隨著農民轉化為市民，農村貧困不斷轉化為城市貧困化，城市“極度貧困化”表現顯得異常突出，非常尖銳，形成一邊是財富增長與一邊是絕對貧困惡化的極大反差：1980年拉美極度貧困人口（一天生活費低于一美元，下同）為6200萬，到2002年則躥升至9740萬。同期里，農村極度貧困人口僅從3990萬增加到4580萬，但城市卻整整翻了一番多，從1980年的2250萬激增到2002年的5160萬，極度貧困人口的增量幾乎完全涌向了城市；1980年城市極度貧困人口為10.6％，而2002年則是13.5％。拉美城市絕對貧困化的特有城市病現象是造成城市不和諧的一個主要原因。
拉美增長性貧困的第三個特征是收入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在世界上7組國家的基尼系數中，拉美地區為最高，是57.12，最低的地區是中東歐地區32.27，其區間由高往低分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45.41，東亞與亞太地區43.14，中東北非地區37.82，OECD國家34.00，南亞32.56。
第四個特征是，拉美城市人口迅速兩極分化和收入不公成為世界之最，導致一個城市，兩個世界，貧富懸殊天壤之別，由此導致出現了暴力頻繁和犯罪不斷的特有“城市病”，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區之一。例如，巴西發行量最大的《圣保羅報》2007年3月25日公布了2006年12月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31％的受訪者把人身安全問題放在了首位，成為巴西人的最大心病，失業位居第二位。
中國怎么做才能夠避免“增長性貧困”
主持人：拉美的教訓十分明顯。那么，在減困方面，中國又面臨哪些挑戰呢？
鄭秉文：在減困方面，中國有兩個特征：一是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是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無疑成為減困的重要推動力和客觀條件，這是目前面臨比較嚴重的“增長性貧困”問題拉美地區所不能比擬的一個重要特征；二是中國的貧困率主要發生在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的差距上，而較少像拉美那樣主要表現在城市兩極分化方面。換言之，我們基本還沒有出現拉美化的城市病現象。
盡管如此，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嚴峻事實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幅度低于高收入群體，在增長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從經濟增長中獲益，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在不斷加大，基尼系數已高達0.45，尤其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不公已被社會廣為詬病，甚至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一個因素。
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拉美國家出現“增長性貧困”正是發生在3000美元前后這個重要發展階段，這為當前我國防止出現增長性貧困敲響了警鐘。
在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增長與公平等之間，是互為條件的，不可替代的，不可偏廢的；因此，要深刻理解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極大地關注對就業政策、分配政策、財政政策、人口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制定和選擇，尤其是不斷關注和解決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
要防止增長性貧困，我們還須注意到，“國富民弱”與“民富國強”是完全不同的兩條現代化道路；它不僅涉及到一國之增長結構與可持續發展，還關乎到一國之社保模式的選擇；不僅是個發展和增長結構問題，也是一個理念問題。選擇一個符合我國特色的增長結構與發展道路及其社保模式，是構建和諧社會和有效防止增長性貧困的一個制度保證。□ 主持人 鄒民生 樂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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