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將中國的平民慈善推向高潮
截至29日12時，全國共接受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373.07億元，是“1998年抗洪”募捐款項（約64819萬元）的近58倍
汶川特大地震牽動著每一個人的心，災難發生以來，全國人民愛的熱流洶涌而至。
據民政部報告，截至29日12時，全國共接受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373.07億元，實際到賬捐款279.90億元，已向災區撥付捐贈款物104.03億元。其中民政部到賬捐款18.15億元，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到賬34.23億元，中華慈善總會到賬5．50億元。各省區市到賬捐款200.79億元。目前，捐贈款物仍在繼續中。
這次災難讓中華民族再次緊密團結起來。從明星到普通民眾，從民企到國企、跨國公司，紛紛慷慨解囊，感人事跡不勝枚舉：有人捐贈5000萬元不愿透露姓名，有乞討老人把討來的零錢換成整錢捐了105元，還有許多人自發地從全國各地趕往災區做志愿者，認領孤兒的熱線電話也被打爆……
“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災難襲來，13億人與災區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再次展現了中華民族博大的胸懷、堅毅的精神。而今年接踵而來的兩場災難更將中國的平民慈善推向高潮。
今年年初，我國南方大部分地區發生五十年一遇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因災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1516.5億元。災害發生后，社會各界積極、主動、自發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捐贈活動。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據，社會各界針對此次災害的捐贈款物總額達22.75億元人民幣，其中來自平民（包括公務員、軍人、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其他民眾）的捐贈總額為4．21億元，占捐贈總額的18.5％，占國內捐贈額的27.3％。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每次災難來臨時全國都踴躍捐贈，但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捐贈浪潮卻是空前的。拿“1998年抗洪”那場聲勢浩大的募捐作比較，當時的款物總計約為64819萬元，雖然在當時已經是個很大的數字，但這次捐款數額已是其近58倍。
當然，近十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力提升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仔細一想，這也許并不是主要原因。
從統計數據來看，1998年我國GDP總額是8．2萬億，2007年的GDP總額為24.6萬億，10年剛好增長3倍。但相比之下，這“近58倍的力量”源自哪里？也許我們應該將功勞給予近幾年來人們不斷提高的慈善意識。同時，也離不開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綜合實力的顯著提高這一重大背景。
隨著全社會慈善意識不斷增強，參與慈善活動的主體不斷增多，慈善事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正在逐步成為社會的主流觀念。有人樂觀地稱，中國平民慈善時代已經到來，但我們還須看到，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我國慈善事業仍像個蹣跚學步的孩子。
今年2月，民政部慈善協調辦公室、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的《2007年度中國慈善捐贈情況分析報告》中估計，2007年,我國公眾和企業的慈善捐贈（款物）總額達到223.16億元，約占我國去年GDP的0.09％，與2006年相比，增長123％，其中平民捐贈32億元。
僅看慈善捐贈總額的增長態勢是樂觀的，但按其所占GDP份額，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還相去甚遠。
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中國慈善機構獲得捐助總額約50億元人民幣，僅相當于中國2004年GDP的0.05％，而美國同類數字為2．17％，英國為0．88％，加拿大為0．77％。
2005年，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介紹說，中國的慈善公益組織所掌握的資金總計僅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1％，而美國從事與慈善、社會公益事業相關工作人數就占總就業人口的10％。
由于在國外，富人對慈善事業的推動功不可沒，于是有人批評中國的富豪寧可自己揮霍浪費，也不愿接濟天下。
2005年的一份慈善組織的公益調查顯示，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這就是說，我國只有1％的企業曾經參與慈善捐贈。而2003年的100位福布斯中國富豪，七成沒上2004年“慈善榜”。
其實，中國富豪們的“慈善冷漠”是有原因的：從內因來看，人們剛剛富起來，慈善意識還不強，加上傳統價值觀念，大多數人更愿意把財產留給后代；從外因來講，我們還缺乏慈善捐贈的氛圍和環境。
一方面，我國過去的慈善事業在稅收方面缺乏鼓勵引導機制。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很多企業和富豪之所以能夠大方地為慈善事業捐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可以通過慈善捐贈獲得減免賦稅，比如在美國，當善款的數額超過應繳稅收的10％，可以減免10％的稅款；在中國，2008年以前的這個比例只有3％,而且在實際操作中還有并未落實的情況。
2003年非典肆虐，但這場考驗全國人民的災難卻客觀地推動了中國慈善事業的制度化進程。2003年4月3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局發出通知：“對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向防治非典事業捐贈的現金和實物，允許在繳納所得稅前全額扣除。”通知一經發出，捐款勢如破竹般涌來。截至當年5月12日,全國各級民政部門、衛生部門、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等共收抗非典社會捐贈款9．61億元。此后，捐贈的規模繼續擴大，最終接近40億元。
可見，在中國并不缺乏善心，而是缺少種種進一步推動慈善事業的政策性、制度化力量。隨著近年來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一系列規范性、推動性法規的出臺推動了我國慈善事業走上法治軌道。
2006年3月，“開展社會慈善”被寫入“十一五”規劃；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慈善事業是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個人所得稅法》將企業公益捐贈免稅扣除比例從年度利潤總額的3％提高到12％。
我國缺乏慈善捐贈的環境還有另一方面原因。在2003年以前，中國的慈善事業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導”的形態下，許多民間慈善組織行政色彩濃厚，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缺乏發展的生機與活力。而民間慈善組織既數量少，且規模小，慈善組織的主體資格不明確，一些不具有募捐主體資格的企業、個人或社會團體紛紛以各種名義開展慈善募捐活動，甚至出現以捐贈名義進行詐騙、從事營利性活動的行為。慈善組織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善款管理的混亂，捐助資金分配及使用的公開性缺乏，導致部分民眾對慈善組織不信任。
隨著2004年允許設立非公募基金會的規定出臺，非公募基金會得以開閘放水。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07年年底，全國共有基金會1369個，其中公募基金會900個，比2006年增加13.21％，非公募基金會469個，比2006年增加34.38％。有專家預測，未來五年，中國最具實力的基金會可能是由私人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而私募基金會的大量涌現，有可能改變中國慈善事業的格局。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非公募基金會雖然正得到蓬勃發展，但與公募基金會的數量和資產相比還相形見絀。而在成熟的發達國家，非公募基金會在慈善市場中占絕對的主導地位。資料顯示，美國基金會中，獨立的私人基金會約占85％，公司基金會約占5％，兩項在數量和總資產上占90％以上，它們均屬于我國意義上的“非公募基金會”一類。于是，如何進一步發展我國非公募基金會，成了當務之急。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非政府組織）研究所所長鄧國勝曾指出，政府除了要進一步放寬非公募基金會的準入門檻外，其管理者也需要對基金會進行比較持續的投入，采取有效的經營手段，確保資金的持續增值，并設計好自己的品牌項目，將項目與捐贈企業的戰略相結合。此外，非公募基金會需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提升自己人才隊伍的整體素質，改善組織內部的管理方式，讓項目的運作和管理專業化。（王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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