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參與2015后發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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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實施2015后發展議程的挑戰
盡管中國基本上完成了MDGs的大部分指標，但仍有個別指標無法完成，例如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而且，雖然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農業基礎依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創新能力不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任務艱巨。實現MDGs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發展目標，而要實現更高遠、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不僅如此，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期許的增加，也將使得其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的國際角色的扮演較以往更加困難。
1.國內發展方面
（1）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
通過考察中國2010-2015年的千年發展目標實施進展可以發現，在過去的15年里，中國已經完成或者基本完成13個MDG子目標，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中的7個子目標也有望實現（likely），但環境保護特別是生物多樣性指標無法按期完成（unfulfilled）。與此同時，中國的環境問題仍然很嚴重：水和土壤污染、固體廢物污染、汽車尾氣污染等各種污染繼續挑戰環境的承載能力，廢物處理設施和能力卻明顯缺乏；生物多樣性持續減少，修復和保護資金卻嚴重不足，人們的環保意識也急需提高……更重要的是，中國面臨著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雙重壓力，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仍是一個難題。其一，一方面迅速擴張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大勢，但另一方面，這又會對環境保護造成很大壓力；其二，在一些落后地區，自然資源尤其是生物資源是當地賴以生存的條件，但由于環保意識和經驗不足，人類活動又會威脅生物多樣性；其三，目前，環境保護問題早已刻不容緩，而中國已經進入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動力尚待發掘，經濟增速明顯放緩，這難免影響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加劇環保資金不足的困境。可持續發展尋求的是經濟、社會、環境三大支柱的均衡發展，如何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確保兩者的均衡、協調發展，是中國在新的經濟發展常態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2）不平等問題
盡管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不平等便是其中之一，不平等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就業機會不平等等等，涉及區域間、城鄉間、性別間等。基尼系數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標。收入不平等的國際警戒線是基尼系數=0.4，200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其歷史最高水平0.491，遠高于國際警戒線，盡管此后有所改善，但201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仍然高達0.473，收入不平等程度依然非常嚴重。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甚至不同學校之間的教育資源分布很不平衡，質量差距顯著，中國仍然面臨改善教育資源不平等、平衡義務教育發展的艱巨任務。就業機會不平等在性別、城鄉之間表現尤為明顯。在性別不平等方面，女性在就業市場受到明顯的歧視，她們所從事的職業整體上更偏向于低技能和輔助性，享受的薪酬待遇也遠低于男性；在城鄉不平等方面，盡管城市化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帶來了機遇，但是由于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無法享受與城市人口等同的就業機會和保障。不平等容易引發弱勢群體的不滿和社會動蕩，威脅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經濟健康發展，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不可避免的一大挑戰。
（3）非政府部門的作用被忽視
無可否認，政府部門是引導可持續發展的主導力量。然而，政府部門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而且可能存在各種限制。私人部門的參與不僅可以彌補政府部門扶持資金的不足，而且能夠幫助監督可持續發展的進展，尤其是，他們在項目合作方面往往擁有更為先進的經驗和技術，更擁有非政府身份優勢，是可持續發展進程不可或缺的參與力量。盡管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民間社會團體和私人部門的數量逐漸增加，也在逐漸參與到國家的發展規劃中。但是，民間社會團體和私人部門的作用是被嚴重忽視的，與政府部門相比，它們在市場進入和運作等方面受到諸多不平等的待遇，而政府部門針對這些非政府部門的規范和監督機制又十分匱乏，導致它們對社會發展的參與更加受限。這與發達國家對非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的情況大為不同。
與此同時，公私合作雖然能夠彌補政府部門獨立開展發展計劃的缺陷，但究竟什么情況下可以利用公私伙伴關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PPP適用于什么樣的項目，這些方面發達國家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而中國尚在探索過程中。公私合作方式關乎各方如何進行風險分擔和收益分配。目前，PPP多用于中長期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比較適合中國的對外援助項目；然而，PPP牽扯眾多的部門和主體，周期長、收益慢、風險大，其風險分擔和收益分配機制卻不成熟，私人部門可能承擔過多或過少的責任，其收益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如何尋找到雙贏的公私合作方式，充分發揮PPP的最大效用，還是一個未知數。
總而言之，如何更好地引導和鼓勵非政府部門參與可持續發展進程，充分發揮公私合作的優勢，是中國政府部門未來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4）創新能力不足
衡量一國科技創新水平和能力的定量指標有專利申請數、研發投入、科研人數、科技論文發表數等等。第一，以專利申請數來看。近十年來，中國的專利申請總數飛速增加，2012年甚至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然而，專利申請總數的增加并不能說明中國的創新能力超過了發達國家，因為以人均水平來看，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2012年，中國每百萬人口的專利申請數為415.62，大約只有日本和韓國的10%，德國的20%，不到美國的30%，也明顯低于英法等其他主要的發達國家。各國企業、科研機構和個人申請國際專利的主要途徑是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管理的專利合作協議（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這個平臺。2012年，中國每百萬人的國際專利PCT申請數是13.79，而主要發達國家的國際專利PCT申請數分別為韓國235.72、日本341.19、德國233.13、美國165.19、法國118.76、英國77.30，兩者之間的差距很大。可見，以人均專利申請數來看，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創新能力相差甚遠。第二，以科研支出來看。2011年，中國的科研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84%，遠低于主要的發達國家（韓國3.74%、日本3.26%、德國2.84%、美國2.77%、法國2.25%）。第三，以研發人員來看。2011年，中國每百萬人口中從事研發的人員數量為2107，而同時期主要發達國家的研發人員數分別為韓國7415、日本6832、德國6933、法國6328，中國尚不足主要發達國家的1/3。 科研支出和研發人員方面的巨大差距再次表明，中國的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相差較大。
2.國際發展合作方面
（1）國際發展合作不足
盡管所有的全球發展目標都突出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與多邊發展組織之間的合作卻較少，且合作程度不深。以國際發展援助而言，由于中國等新興援助國與傳統的發達國家援助國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援助原則和方式，因而彼此之間更多是相互質疑，較難合作。不僅如此，中國與其他新興援助國之間的援助合作也很少。此外，三方援助方式在中國總援助中的占比也很小。如果不能進一步加深各方之間的發展合作，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也會因此變緩。
（2）“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近年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加，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提出所謂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責任問題，迫使它們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是，新興經濟體自身面臨很多發展困境，始終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強調發達國家應該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承擔主要責任。兩種力量之間的矛盾，加之南北兩方固有的矛盾，以及發達國家集團內部、發展中國家集團內部的矛盾相互交織在一起，使得新的全球發展議程的實施也充滿不確定性。特別是，對于環境可持續發展目標，發達國家非但可能會不履行自身的國際義務，反而可能借環境問題限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這也不得不令人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