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宣傳部門職責不能異化，誰能給層層重壓下的基層宣傳干部減減壓？
如果某個地方出現問題被媒體曝光，受批評或被處理的很可能不是做錯事的職能部門，而是宣傳部門，理由是“滅火”不力。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在一些地方卻真實存在。
最近，半月談記者在與基層宣傳部門負責人交談中了解到，當前，受一些地方黨委政府領導錯誤政績觀的影響，“控負”成了當地宣傳部門的主要職責。只要保證不出負面報道，多上正面報道，宣傳部長就“稱職”，否則就是不稱職。而在少數媒體責任感缺乏的社會背景下，以稿謀利現象依然存在，宣傳干部不堪其擾。
當前，社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互聯網傳播的大眾化、媒體化、數字化日趨凸顯，在這種形勢下，基層宣傳思想工作不可避免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一些體制和機制性因素限制了宣傳部門作用的發揮，導致基層宣傳思想工作面對重重困難和壓力。
花錢“滅火”：“控負”成主要職責
新時期，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導致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成、傳播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要求地方黨委政府善于回應社會關注熱點、疏導輿論情緒，善于處理突發事件、化解負面影響，善于借鑒優秀文明成果、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善于推動改革創新、激發社會文化創作活力。但在實際工作中，因循舊有的治理思維和管理方式，很多基層黨委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內容和輿論引導方式存在片面理解，導致對宣傳部門的定位主要就是“控負”。
“目前，控制負面報道要牽制我70%的精力。”西部省份某縣縣委宣傳部張副部長告訴半月談記者，“如果對縣里的批評報道多了，縣委書記就會找常委宣傳部長，常委宣傳部長就會批評我，我年終考核就要受影響，說不定還要丟烏紗帽。”
張副部長告訴記者，縣里一旦出現突發性事件，媒體記者就會蜂擁而至。為了控制負面宣傳，他必須對前來報道的每一名記者熱情接待，想盡辦法淡化處理。記者采寫負面報道，他們就全程陪同，以便“盯梢”，防止群眾“亂說”，如果記者悄悄采訪，他們就要四處尋找記者蹤跡，了解記者采訪了哪些人，報道了什么問題。為了“控負”，他們不僅要找記者溝通，還要找記者的領導或媒體的主管部門說情，甚至低三下四，請客送禮，不堪其苦。而一個縣有很多職能部門，隔三差五總會出點事，因此“控負”任務十分繁重。
“按說國家賦予媒體輿論監督權，宣傳部門應該全力配合記者做好輿論監督工作。但縣領導總是以必須正確引導輿論，為地方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為由，要求宣傳部‘滅火’。”張副部長無奈地說。
更有甚者，有的基層宣傳干部因所謂“滅火”不力，竟遭撤職、調離崗位等處分。半月談記者曾報道過西部某縣借農房改造之名嚴重侵害農民權益的問題。文章刊發后，在當地引起強烈反響。但令人費解的是，直接參與侵害農民利益的縣、鄉黨政負責人一個也沒有被追究責任，兩名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卻成了“替罪羊”，遭到撤職或調離崗位的懲處。理由是沒有擺平記者，沒有捂住不利于地方形象的負面新聞。
記者在基層了解到，許多地方對宣傳干部“控負”都有考核，甚至劃了硬杠杠，成了誰也不敢踩的“紅線”。有的地方竟對宣傳干部定下荒唐的規矩：凡因“控負”不力，導致中央級或省級媒體一年內對本地進行負面報道達兩次者，就地免職。當地宣傳干部叫苦不迭：問題不是我們出的，婁子也不是我們捅的，卻讓我們“背黑鍋”，實在太冤了。
西南省份某市一名宣傳部長說，在一些地方領導的眼里，只要保證不出負面報道，多上正面報道，宣傳部長就“稱職”，否則就是不稱職。這個評價杠桿迫使許多宣傳部長將大量時間和精力花在疲于應付媒體上，從而忽視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基礎性投入和全局性思考，越往基層和不發達地區，這種傾向就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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