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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風險——
我國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難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等多種風險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那么，該怎樣看待我國面臨的相關風險？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分析，長期以來，在“加快發展”大思路下，我國沿襲“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模式，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產生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分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腐敗滋生等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與有些國家落入“陷阱”前的狀況相似，這是中國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對的難關。
但是，也應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拉美等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御外部沖擊能力，中國經濟迎戰金融風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證；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后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從居民收入看，雖然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但各社會群體的收入水平絕對值普遍增加。國家近年接連出臺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組合拳”，消費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長，超過GDP增速。未來5年，國內市場“蛋糕”會繼續做大，消費潛力將被進一步激發。有機構預測，到2015年，中國消費額占全球比重將從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
從產業結構看，傳統工業的產業集中、改造升級、并購重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前景看好，現代服務業有很大拓展空間。特別是目前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速明顯提高，一批重大項目在技術上“從跟跑到領跑”，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加強，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從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增加0.8個百分點的速度加快推進，一系列建設會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人口規模增加帶來新的消費需求。人力資源素質提升較快，全國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相當于歐洲一些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勞動者素質走高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從社會建設看，蓋保障房、擴大就業、推動醫改、扶貧開發、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改善民生被擺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銀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難群眾，社會事業的“短腿”正在變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復。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劉方棫認為，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后，中國有落入“陷阱”的風險，但“十二五”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若能抓住機遇，發揮優勢，統籌應對，是可以有所作為并避開“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對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有別國經驗可循，但絕無模本可復制，不能以其他國家的軌跡來推斷中國的發展走向。
當然，邁過“陷阱”殊為不易。從全世界看，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是轉型的關鍵期。在這一階段，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經濟增長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社會發展要由追求效率轉向追求公平。一些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完成好增長動力的轉換，加上對社會公平性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引發社會動蕩，最終掉進了“陷阱”。近幾十年來，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經濟體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身。與這些國家相比，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難度更大、挑戰更多。
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