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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02日15:29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音樂課上，王立軍和小峰一起唱《天路》

晚上，小峰和劉立寶（前）在廣場上跳舞

中午放學，王立軍騎自行車載小峰回家

小峰經過村里的小路

這是位于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的一個村子，靠近中朝邊境。村子不算大，只有500多人，卻曾在一條土石橫飛的小路兩邊建了兩所小學，相隔不過百米。

并非因為村里的孩子太多了，而是由于其中一個孩子有些“特別”——不得不單獨為他設立一所學校。

這所特殊的小學，只有一間教室，不足10平方米。14歲的小峰和63歲的王立軍是這里僅有的兩個人。

小峰沒有同學，也幾乎沒有朋友，只有王立軍陪他讀書、唱歌、打乒乓球、玩彈珠。

從外表上看，除了個頭兒偏矮、走路抬不起腳，這個男孩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可村里人都知道，自打出生，艾滋病毒就藏在他的身體里。

7年前，村小一次尋常的開學典禮后，家長們發現這個“危險”的男孩居然成為自己孩子的同學，便用罷課、上訪的方式來表達恐懼與不滿。3天后，小峰被迫退學。為了滿足他受教育的權利，村委會騰出一間辦公室，建起“愛心小學”，并請來外村已退休的王老師單獨授課。

自此，周一的早晨，村里會一前一后升起兩面國旗。學校門前那條并不算寬的土路，是這個男孩與正常世界的距離。

由于缺少生源，村小幾年前與其他學校合并。村里的孩子都轉學到了鄉里，除了小峰。他成為留在村里的最后一個小學生。

3年前，患有艾滋病的父母相繼去世，小峰的身上也開始出現皰疹。這意味著潛伏期已經結束，他成了艾滋病人。

然而這所孤獨的學校始終存在著，盡管小峰讀了7年仍然在上二年級。唯一的老師王立軍總是早早地坐在教室窗邊，透過玻璃尋找土路上那個矮小的身影——他唯一的學生。

“我媽不讓跟他玩，怕傳染艾滋病。”

這個家庭留下的記憶躺在一只帶“喜”字的紅色皮箱里。如果只是翻看這些照片，很難在其中找到異樣的蛛絲馬跡。

那時，小峰的父親在外國漁船上做海員，舉止做派像個十足的城里人。在兒子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中，他戴著當時流行的茶色蛤蟆鏡，穿著黃色圓領T恤衫站在美國街頭，瀟灑地擺了個叉著腰的姿勢。

第一次出國打工回來，他帶回了10萬元人民幣，娶了外村的姑娘，換了新房子，還買了彩色電視機。在1992年的農村，這讓鄰居羨慕不已。

結婚沒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漁船幾個月才能靠一次岸。幾年后他回國時，在機場入境抽血檢測時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為丹東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當寬甸縣防疫站接到這份化驗單時，已經是3個月后了，這對夫妻此前毫不知情。工作人員急忙去為他的妻子采血化驗。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防疫站把車開到村子旁邊，人悄悄地走進去。只是，誰也不敢掉以輕心，工作人員戴上了手套和口罩，還穿上了防護服。

血樣送到市里檢測后，結果也是HIV陽性。

這對夫妻卻沒把它當成什么大事。身體沒有出現癥狀的他們一度認為，是化驗單搞錯了。盡管有村民模糊地回憶起，那段時間他們曾經大吵過一次，娘家的親戚還慫恿他們離婚。可倆人繼續過著自己的小日子，甚至不顧防疫站勸告和親戚反對，打算偷偷要一個孩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從母親那里得到了一對單眼皮，還有艾滋病毒。

不知從什么地方得知這一消息的某家本省媒體，報道了這個故事，并在文章中提及真實的個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們這才如臨大敵。

村莊往日的秩序不復存在。首先消失的是朋友，他們很少再去串門。接下來是工作。擅長泥瓦匠活的父親在附近打零工，風言風語很快就傳到工地上，老板第二天就把他的工錢結算了。

還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險人物”。幾年前電視臺來采訪，呈現了這樣的畫面，系著紅領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說：“我媽不讓跟他玩，怕傳染艾滋病。”

王立軍從外村來給小峰授課，很快就感受到了空氣中飄蕩著的恐懼。一次，他在村口理發店剪頭發，有人當著他的面毫不掩飾地對理發師說：“哎呀，你以后可別讓那小孩來剪頭了，你這生意不就砸了嗎？”

小峰并不清楚發生了什么。在親戚們的記憶里，幼時的他長得“滴溜兒圓”，愛說又愛笑，跟現在完全兩個模樣。只是，他從來也沒有朋友。在一位小賣鋪老板的記憶中，他總是一個人推著小鐵圈在路上玩，那是他偷偷拆掉的家里冰箱轱轆。

2004年，小峰7歲了，他時常到村小的鐵柵欄門前張望——村里幾十個小朋友都在那兒，他想和他們一起打彈珠、摔煙卡。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樣，去學校讀書。

“你彪(傻)了？別人不干你干呀！”

小峰入學第一天，村里許多人就從教室里領走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家長代表跑到鄉政府上訪，堅稱：“要是他來學校學習，那俺們孩子只能轉學。”

學生越來越少。到了集體罷課的第三天，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校長讓小峰母親把孩子先領回家，然后向防疫站和鄉政府反映了這件事。

當時，地處邊境的寬甸縣剛剛被劃為全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范區，領導們對這件事挺重視。縣教育局、防疫站、鄉政府及村委會4個部門的負責人很快趕到村小，和61位學生家長召開了座談會。

座談會一開始，防疫站工作人員就把艾滋病的3種傳播途徑又解釋了一遍：“這個病日常生活接觸不傳染，打噴嚏、咳嗽都不會傳染。”

“那如果孩子玩起來，我孩子手破一塊皮，他手破一塊皮，感染上艾滋病了怎么辦？你政府能不能承擔這個責任？如果承擔這個責任，我們也認了。”一位家長反問道。

沒人能回答。

最后，家長們妥協的結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學后，要安排老師單獨為他授課，家長接送，并且與正常上學放學時間錯開。可一個月過去了，學校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授課人選，找的兩個老師都聲稱“身體不好”。

5次集體討論會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最后，分管教育的副鄉長劉晏清在第六次協調會上提出，只能在學校對面的村委會里開設“愛心小學”，聘請一位退休老師單獨授課。

劉晏清心中的第一人選是鄉農機站技術員老金，他高小畢業，又算干部，這位副鄉長希望他能“從大局出發”。然而臨近開學，老金突然反悔了：“劉鄉長，我不行呀，主要是我媳婦不同意。如果我去當這個老師，我們家就要把我開除了。”

劉晏清又問了幾個人，結果還是一樣。這時已經是11月了。王立軍是他找到的第五個人。

接到劉晏清電話時，王立軍正被抽調到小峰家這個村，刷寫防艾標語。如今，他親手刷上的“相互關愛，消除歧視”8個白色大字，還留在村小的磚墻上。

王立軍黑且精瘦，額頭上橫著5條深深的抬頭紋，手上還有被玉米桿割破的紫色傷痕，看上去像個十足的莊稼人。他當過十幾年小學老師，后來調到鄉文化站工作。鄉鎮事業單位改革時，他符合工齡30年的條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軍在電話里爽快地答應了劉晏清。他不是本村人，但也聽說過這家人的事。他看過宣傳冊，知道艾滋病“不像2003年非典那樣興師動眾”，它是可防的。

“不是說咱思想境界高，一開始我是沖著錢去的。”他一擺手，半開玩笑地說。其實他并不知道政府能給他開多少錢。

回到家，王立軍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妻子。“我明天又要上班了，還去學校當老師，就教一個學生。”他壓低聲音，神秘兮兮地說，“一個艾滋病小孩。”

“你彪(東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別人不干你干呀！”妻子急了。任憑王立軍接下來怎么解釋，她只有一句話：“你要干就別回家！”

那天晚上，王立軍和女婿說起這件事時，妻子仍在旁邊不依不饒，“你看，他是不是有病？”女婿倒挺開通，“沒事，這個病就那幾個傳播途徑，別聽他們瞎說。”妻子沒再說什么，王立軍就當她默許了。

2004年11月20日，“愛心小學”在村委會里開學了。學校里只有兩個人，操場是村委會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籃筐是綁在電線桿上的一團鐵圈，只有村小那個標準籃架一半高。

見到小峰第一面時，王立軍有些意外，這個被母親領來的小男孩，瘦小得不像已經過完7歲生日的樣子。在母親的提醒下，小峰叫了聲“老師”，又鞠了一躬。王立軍伸出胳膊，一把將他摟在懷里。

“別聽他們的，他們都瞎說，咱不是那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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