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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絲毫沒有覺得難堪，因為獎品處的老師給了他一等獎的獎品，一塊毛巾，又額外添了塊舒膚佳香皂。
“我就說，把我的病都治好。”
自打村小合并到鄉里后，沒有上課鈴的早晨變得緩慢而寧靜。
7點50分，村里剩下的最后一個小學生來了。“上課。”王立軍在辦公桌兼講臺前喊了一聲。對面椅子“哐啷”一響，小峰半應付似地站起來。
“同學們好。”老師對教室里唯一的學生說。
“老師好。”小峰含混地應了一句。
數學課過后是語文課。小峰趴在二年級(上)的語文課本上，讀得磕磕絆絆的。“我要的是葫蘆。從前有個人種了一棵葫蘆……”他用食指點著，每讀幾個字，就停下來抬起頭，遲疑地看一眼王立軍。老師點點頭，他才低頭繼續讀下去。
課間休息，王立軍陪小峰打了會兒乒乓球，又站在空蕩蕩的墻根下曬了曬太陽。“要是在以前的學校，這會兒學生們全在這兒曬呢，你擠我、我擠你的。”王立軍說。如今，鄉間小路上很難再看到孩子們的身影。對面的村小已經變成一家木材加工廠，堆滿了粗糙的木頭。
小峰也是這個村莊里最后的艾滋病患者了。
2008年12月，小峰母親艾滋病病發又感染上腦病而去世。這個種得一手好莊稼的女人，走的時候不到39歲，身上還打著吊瓶。
小峰被嚇得眼淚也沒有了。可是在火葬場，當母親被推入火化爐時，他哭了起來。
十幾天后，天生一副好嗓子的父親突然說不出話了。王立軍騎自行車趕到他家時，這個男人睜著眼睛平躺在床上。王立軍把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一點反應也沒有。就在兩天前，他們還坐在一起抽煙。那時王立軍還跟他說：“不要老送孩子上學了，也該讓他鍛煉鍛煉。”
在床上躺了19天后，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小峰帶著家里的彩電、裝著照片的紅皮箱還有一床軍綠色的鋪蓋，吸溜著鼻涕住進了姑姥姥韓玉君家。這是他在村里最后的親戚，也是唯一愿意接納他的人。
“我恨他，恨得頂頂的，他死了我都沒去看。”如今，提起小峰父親，59歲的韓玉君仍然咬著牙。“他娶的可是我哥的閨女呀！”當年，她的丈夫老洪看著鄰居這個小伙子老實又能掙錢，才把侄女介紹給他。
小峰家的土地和房屋被變賣后，遺產分成了幾份。可誰來撫養小峰，幾個親戚卻推來推去。姑姑的理由和當年村里的家長們一樣，怕自己的孩子傳染上艾滋。姥姥也不愿意接他去家里。照片里曾經親密依偎在一起的家人，在現實面前拉開了距離。
14歲的小峰已經明白了生活中的變故。“我爸還沒死，我姑就問我爸，那些錢哪去了。我爸說不知道。我都知道，就藏后邊了……我姥姥不要我。我去我姥姥家玩，吃完飯讓走，我說我不走，不走干嗎，在這呆著。我姥姥就叫我走，我大舅也叫我走，那我還呆著干嗎？”
沒人問這些問題，可他不知道被觸及了心里哪處，眼睛盯著墻角，說個不停。很快，他又恢復了往常的樣子，雙手插在褲兜里，垂著肩膀，偏著頭，臉上有些不屑的神情。
韓玉君家沒有小孩，她的女兒已經出嫁了。村委會答應每天支付60元工錢后，她把小峰領回家，給他做飯、洗衣服，每年還給他過生日。這個男孩剛來時很聽話，也很少提起自己的父母。只是在夜里，他常常哭醒。
“想我媽。”在韓玉君懷里，他哭著說。
小峰父母去世后，每季度去防疫站抽血的工作落到王立軍身上。這個孩子對他相當依賴，一下出租車，就伸出手拉住老師。
“我倆感情挺深。”王立軍說。家里的紅富士蘋果，小峰挑出最大的送給王立軍。有一年，王立軍騎車上班時滑倒在雪地里，小峰看他一瘸一拐的，非要讓他坐下來講課，還“鬧勁兒不喝水”，因為怕老師打水要走來走去。
這兩件事，王立軍給不同的人翻來覆去地講，“我真挺感動的”。
小峰記得別人對他的好。盡管韓玉君會抱怨，他這一年長得“又高又胖”，吃穿比以前費了不少，可小峰知道，村里對他最好的還是姑姥姥。
“姑姥，要是有人欺負你，你告訴我，我把手割破了，把血往他身上抹！”他放了這樣的狠話。
對于艾滋病，他還沒有顯出太多畏懼。在小賣鋪里碰見害怕他的外村小孩，他使勁解釋：“沒事，我出血、你出血，傷口碰一塊才感染呢，平常接吻都不會傳染。”
他的話把成年人逗樂了。有人忍不住逗他：“你怕死不？”“我不怕。”他飛快地回答。
但他曾跑進村里藍色屋頂的教堂，跟著大人們一起唱圣歌。祈禱時，他閉上眼睛，“我就說，把我的病都治好。”
“算了，他還能活幾天，抽就抽吧。”
因為吃藥的事，韓玉君這天早上動了氣。
“人家想買這個藥都買不到，國家白給，你還不吃。你爹媽要是吃這個藥，不見得死那么早。”剛從醫院打點滴回來的韓玉君大聲說，小峰歪在炕上不吭聲。他本該在早飯前吞下3片半白色的抗病毒藥，可這一年來，他漸漸拒絕吃了。
面對進入青春期的孩子，韓玉君很發愁。“孩子大了，又不是父母，又不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說打就打，說罵就罵。咱們是伺候，能那么干嗎？”
吃藥同樣也是王立軍和小峰之間通常的話題。正式上課前，師生之間總要重復這樣的對話：
“吃藥了嗎？”
“吃了。”
“真吃假吃？”
“真吃。”
“可不興騙我，那是害你自己。”
這天早上，小峰不說話了，其實他并沒吃藥。“我忘了。”他承認時縮著脖子一笑，有點不好意思。
奈韋拉平、拉米夫定、齊多夫定，這些讀起來拗口的抗病毒藥，應該早飯前3片半、晚飯后兩片半，每天如此。別人告訴王立軍，如果不持續服藥，身體可能會產生耐藥性，“到時就麻煩了”。
聽到小峰又沒吃藥，王立軍用手遮住嘴，壓低聲音說：“我昨天去他們家看了，他那個藥片，數兒又不對。”他皺著眉頭直嘆氣，“跟他說了，沒用。你說怎么辦呢？咱們也就只能起個監督作用。”
比起吃藥，小峰自己更上心的是，這個下午能不能在池塘邊找到劉立寶，那是他今年才認識的新朋友，和他同歲。
7年來，村里人已經接受了這個“特殊”的孩子。有人在路上碰見他，還問一句：“上學啦？”可他依然交不到朋友。大多數時候，他只能到廢棄的魚塘邊看老頭兒釣魚，或者跑到大橋邊看火車。他記住了鳴笛的時間，下午一點半。
劉立寶是鄰村的孩子，倆人在廣場跳舞時認識的。在村子附近的一個小廣場上，每到晚上就聚集著一群中年婦女跳“14步”和“18步”。兩個男孩在這里成了搭檔，小峰跳男步，劉立寶跳女步，盡管小峰比劉立寶還矮半頭。
起初，劉立寶的爸爸并不同意自己的兒子和小峰來往。他在電視上看到過這個男孩，知道他有艾滋病。可劉立寶覺得，小峰比那些拔掉他的自行車氣門芯的男孩強多了。趁父親不在家，他帶小峰回家打游戲機。
“別的小孩不愛跟他玩，都嫌棄他有艾滋病。”劉立寶說。
“操！那誰，劉雨、勁松、張宇他們幾個都跟我玩。”
“跟你玩倒是跟你玩，欺不欺負你吧？經常我在面前看著，不一會兒扒拉你一下，敲你一下。”劉立寶模仿著他們打了下小峰的頭。
小峰沒說話，但他很快找到了反擊的機會。“我有舞伴，他沒有。”“我也有。”“你的是老太太，我的是小閨女。”“你才老太太呢，你那是我老姑，好不好意思，我老姑多大，40了！”兩個人抻著脖子叫著。反擊失敗了。
對于這分遲來的友誼，小峰還不知道怎么珍惜。“你給我滾！”倆人說急了，他總是這樣大喊一聲。可劉立寶卻笑嘻嘻地回他：“我不滾。”沒過一會兒，倆人自動和好了。“哎呀，手埋汰了，走，洗手去。”劉立寶拉著小峰走了。
對于小峰晚上去廣場跳舞的事，王立軍有些矛盾。“你跳舞，鍛煉身體可以，但是要早點回家，8點就上床睡覺。”他囑咐著。
小峰沒聽他的。有一天晚上他沒回家，睡在了大道旁邊一座廢棄的房子里。姑姥爺老洪找不到孩子，以為他死了，跑去村委會大喊。
這個男孩還偷偷學會了抽煙。他走進小賣鋪，假裝幫別人買煙。老板本來不想賣給他，可有人在旁邊勸：“算了，他還能活幾天，抽就抽吧。”
“像他這樣的情況，到了18歲怎么辦？”
按照防疫站的檢測，小峰已經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壞了CD4免疫細胞，他的身上開始經常長出皰疹。在最近的檢查中，這項免疫細胞指數又下降了，防疫站懷疑小峰對正在服用的藥物出現了耐藥反應。
王立軍并不清楚防疫站都檢查了些什么，他只是按時帶著小峰去那里抽血。他有些避諱談論生死這個問題。曾有一個記者，在小峰家里問他“怎么看待生命”。對外人一向挺和氣的王立軍那次真生氣了，“你這個問題，誰也沒法回答！就是我，今天脫了襪子躺下，都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起來穿上！”說急了，他把手里的老花鏡摔在桌上。
王立軍很少再提小峰回正常學校的事情，他明白，這已經不大可能。關于小峰成年后學校還會不會開下去的問題，他也是盯著提問者沉默了半天才說：“這就不知道了，沒有想過。”
但姑姥姥韓玉君必須考慮這些問題。小峰現在每個月的開銷，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遺產支付的，加上韓玉君的工錢，每月2300元左右。物價再這么漲下去，伙食費就不夠了。她找過村委會，問能不能加一兩百元，可村委會也發愁，這筆遺產只夠再支撐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農村低保補貼，更不夠負擔這個孩子的開銷。
“你說，像他這樣的情況，到了18歲怎么辦，國家還管不管？”韓玉君問。
為錢頭疼的還有副鄉長劉晏清。本來，王立軍每年1萬元的工資是由縣財政、鄉政府和縣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為疾控中心后，沒有1500元這筆專款了。劉晏清打算跟縣財政爭取一下，“實在不行鄉政府想辦法，無論如何保證王老師的工資。實事求是地說，也就是一頓飯的錢。”
說起這些，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連抽了兩根煙。更讓他發愁的是，“愛心小學”不可能一直辦下去，這個毫無技能的孩子成年后，走向社會該由誰來管。
沒人把這些事告訴小峰。他剛剛找到好朋友，還有了新寵物——姨夫抓來的刺猬。他更關心過生日時，劉立寶會不會像答應的那樣，送他一份禮物。他還有很多夢想，蓋房子、當警察、上“星光大道”。
他14歲了，已經和艾滋病毒共處了14年。成年對于他來說，并不是一件那么確定的事情。（本報記者 王晶晶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