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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城市變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卻沒有我們的立足點”
調查中,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認為,他們的勞動與所得不成比例,很多公司是平時只發基本工資,其他在年終結算。到了年終,一些公司壓低工資或者找各種理由不給全額工資。調查人員說,這種付出與收獲出現的嚴重不對等,使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價值認定感到迷茫,出現無視企業制度、無視公司發展,工作中較為隨意的現象。
“我們把城市變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卻沒有我們的立足點。望著自己的勞動成果,心里卻沒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訪談中,一位訪談對象對此很是傷感。
調查顯示,一個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內的流動人總數占調查總數的35.75%。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而第一代農民工僅為0.08次,前者的跳槽頻率是其父兄輩的近6倍。
調查看到,與上一代農民工打工掙錢的單一性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的目的已發生巨大變化,求發展、開眼界成為主流,由以往進城掙錢回鄉發展開始向精神層面拓展。由單純謀生向追求歸屬感延伸,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延伸。
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日益突出,集中體現在他們在城市中的邊緣身份導致的歸屬感缺乏,自殺現象時有發生。
作為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新生代農民工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處于邊緣地位。70%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與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異”。他們游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強烈的不安和迷茫時常籠罩在他們內心,“城市邊緣人”的社會角色,又讓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心理落差。
調查人員說,這種落差下,比第一代農民工少了幾分堅韌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面對挫折和壓力時,不少人選擇了逃避,甚至有極端者選擇了死亡,“稚嫩的翅膀被過早地折斷。”
2010年5月初,浙江某地3名“90后”農民工由于理想和現實存在差異,再加上家庭溝通不暢、眼高手低吃不起苦,3個孩子心存壓抑、悲觀厭世,最后通過網絡相約自殺,最終兩人死亡。
而一家企業的行政人員向調查者介紹,很多工人有心理障礙,在調查者訪談前兩個月就有3人自殺。而在全省11個地市的調研中,課題組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自殺現象較前幾年有上升趨勢,“這是應引起有關方面高度重視的現象和問題。”調查人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