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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十二五”決勝點
中國經濟轉型即將迎來“關口之戰”。
10月15日~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五中全會中，一項極為重要的議程，便是審議研究并通過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十二五”規劃的主線與核心。
“中國的‘十二五’時期可稱之為‘戰略拐點’，將是劃分過去30年和未來30年發展周期的拐點；換言之，‘十二五’是中國未來30年發展的起點。”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知情人士透露，國家在“十二五”時期將致力于實現“華麗轉軌”：初步考慮將經濟增長速度(GDP)定為7%左右，進而集中精力把發展轉換到內需主導、消費拉動、科技引領、創新驅動、民生優先、共建共享的軌道上來，“使‘十二五’真正成為發展方式轉變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時期”。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條知易行難的漫漫長路。復雜的國內外局勢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如何尋找突破口？
“新穩態”前的轉身
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的轉型劇痛，中國經濟告別兩位數增長；打破“唯GDP”慣性與量化經濟轉型目標，成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特點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王露 劉明霞
“十二五”規劃編制與以往五年規劃的最大不同點，便在于國內外發展環境的新變。
對此，經濟學家們趨于共識的判斷是，全球經濟可能將進入一段難耐的時期，增速放緩、結構轉型、競爭加劇等多重特征并存，舊的均衡穩態打碎之后，全世界踏上了尋找“新穩態”的征途。
這些新變，將直接壓迫中國擴展外需的空間，倒逼中國調整結構、擴大內需。中國在占領戰略制高點的比拼中，是借機“彎道超車”一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生產力強國，還是錯失仍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反而被競爭對手趕超？
“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長期持續高速增長積累下來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問題將進一步凸顯。”《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這是中國政府編制“十二五”規劃中對未來國內形勢、問題的基本判斷。
“十一五”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4%，人均GDP超過3700美元，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排名世界第二。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的中國，消費結構、產業結構醞釀升級，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推進，社會事業發展方興未艾，生態環境保護大勢所趨。所有這些，都蘊藏著巨大的市場需求和發展空間。
然而，高增長不等于高質量。持續的高增長下面，累積了不少深層次矛盾，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全球經濟深度調整之中，中國發展的內部矛盾亦愈加突出。
一方面，內需與外需、消費與投資的失衡，環境資源的不可持續，“大進大出”粗放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有必要從重點調整產業結構轉向全面調整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等，難度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收入分配、環保等關系全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成為焦點，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則大大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
同時，改革步入攻堅階段，消除體制機制障礙關涉深層次矛盾、利益關系的調整，存量改革更加必要也更加艱難和復雜……所有這些，都是中國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規劃中必須直面的難題。
隨著人均GDP的提升，中國即將開始進入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新階段。
從國際經驗和歷史研究看，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過渡到高收入比從低收入過渡到中等收入要難，許多國家都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導致經濟發展長期停滯徘徊。為擺脫這些陷阱，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必須實現內生化，經濟社會必須得到轉型。
“‘十二五’時期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將是‘中等收入陷阱’，處理不好經濟可能陷入長期低迷。發展模式的調整是唯一出路。”王小廣說。
GDP增速目標初定7%
內外形勢催迫下，如何協調發展與調整、改革之間的關系？GDP增速的目標設定，成為最吸引眼球的焦點之一。
本刊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作為預期性指標，“十二五”時期經濟增速目標定為7%左右的可能性很大。
所謂預期性指標，是國家期望的發展目標，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現。政府將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并適時調整宏觀調控方向和力度，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引導社會資源配置，努力爭取實現。
市場的預判與此相近。
花旗集團在最近一份研究報告中判斷，“十二五”規劃很可能將經濟增速目標由“十一五”的7.5%降低至7%。報告認為，盡管未來幾年預期實際經濟增速仍將繼續高于目標，但中國經濟已不太可能重回兩位數的增長。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也認為，鑒于出口減速、房地產需求減速、城鎮化速度放緩、勞動力增速下降、生產率增速下降和資金成本上升這6個原因，中國GDP年均增長潛力很可能從過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這應該理解為是進入正常、合理的增長區間。”
對于可預見的經濟放緩，王小廣認為，這為加快結構調整創造了條件，“只是注意調整不要過猛，比如不要一下子調到6%以下，對于‘十二五’時期應有一個正確的增長觀。”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醒，“十二五”規劃制定發展增速目標，應吸取前幾個五年規劃的經驗教訓，防止掉入“低質量高增長模式”，即片面追求GDP擴張、數量驅動，攀比高速度而忽視提高增長質量和減少發展成本。
破冰“唯GDP論”
市場乃至全社會對規劃中GDP增速目標的關注，恐怕更多源自數十年延續下來的慣性思維——“唯GDP論”：前些年，GDP這根指揮棒往往成為考核政府政績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標。
GDP考核只能反映經濟發展總量，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否協調以及所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都無從體現。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張卓元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指出，如果地方政府總是把GDP放第一位，調結構、轉方式就永遠被放在次要地位。
“過分強調GDP，會使地方政府更加關注促進短期的經濟增長，而忽視長期的社會層面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問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孟慶國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如今，這一慣性將被打破。
“‘十二五’規劃中不會特別強調經濟增長目標，不再簡單地看GDP的增長，而是改為調整經濟增長質量。”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汪參與了“十二五”規劃部分課題的調研制訂過程。
在科學發展統領發展大背景下，一個新的考核體系有望在“十二五”規劃中得以實現。
“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政府面對的公共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并且這種需求不單單是經濟上面，而更多的集中在社會層面。”作為“十二五”規劃課題的參與專家，孟慶國說，“十二五”期間將會越來越強調社會的發展目標。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十二五”規劃將提出新的理念，會考慮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為突出的位置，作為宏觀調控和政府績效考核的優先指標。同時，還在考慮設立一些新的指標，比如居民消費率、財政性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城鎮保障性住房建設套數、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等，從而將未來發展戰略目標落到實處。
考核體系新試驗
在“十一五”規劃中，節能減排的鐵腕限制性指標，以硬考核的姿態給外界留下深刻印象，也與官員的“仕途”緊密掛鉤。
接力棒傳遞到“十二五”，下一個對官員的硬考核指標將會是什么，成為了嶄新的命題和期待。而對照未來五年的發展主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勢在必行引出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官帽”將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掛鉤。
粗放型轉向精細型，定性轉向量化管理，將會是“十二五”期間的發展趨勢。“這個趨勢的實現，要通過一系列科學規范的量化管理指標來實現。”汪玉凱說，“中國開始在國際社會承擔越來越重要的責任，而這些國際責任正要通過這些方面的指標體系才能達到。”
“唯GDP論”的發展思路已難以為繼。事實上，從上到下，以民眾福祉為旨歸，扭曲的政績觀正在逐漸轉向，新的發展考核指標體系也在醞釀生成中。
在五中全會開幕前一周，四川省重新修訂了對市州政府的目標管理辦法，明確提出，省政府在年初不再向市(州)政府具體下達GDP增長率指標，轉而通過12項發展指標的考核，確定各市(州)年度工作的好壞。取消GDP單一考核的端倪初現。
與此同時，中國的決策者們也在著手探尋中長期地方政府考核指標體系新的發展方向。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牽頭的“構建民生指數”課題組，從去年底開始，正在構建一整套旨在改變GDP導向的地方政績評價系統的科學指標體系。
“民生指數的構建，是為了實現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現狀和發展變化，評價、引導各級政府圍繞改進人民福祉開展工作。”民生指數課題組成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周紹杰博士說。該指標的建立也成為全國人大財經委15個“十二五”規劃重點研究報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