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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體系中，“轉移農業勞動力人數”指標或將被“農民工市民化人數”所取代，具有真正意義的農民工城市化之門即將開啟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范若虹 徐淑君
曹秀芝，河北承德平泉縣一位普通的農民。1991年初，23歲的曹秀芝離開老家，前往北京打工，她做過保潔員、送過報紙。
19年過去了，年過40歲的她依然住在北京“城中村”廉價的出租屋內，唯一不同的是，她和一位來自河南農村的小伙子結了婚，10月份兒子剛滿五個月。老來得子并沒有給夫妻倆帶來過多的喜悅。近20年的城市生活，曹秀芝從一個出租屋搬到另一個出租屋，沒買過一件像樣的家具。
“我們一直這么湊合著過。”曹秀芝說，“現在有了孩子，我更是不敢想到未來，孩子將來上學怎么辦？我們老了干不動了怎么辦？我能給孩子什么？未來或許只能再回老家。”
像曹秀芝一樣，長期(超過六個月)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全國范圍有1.45億人。他們絕大部分被納入到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但卻一直保留著農民的身份，沒有享受過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知情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透露，“十二五”規劃中，城市化將是其中一個關鍵主題。在“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體系中，“轉移農業勞動力人數”指標或將被“農民工市民化人數”取代，具有真正意義的農民工城市化之門即將打開。
或許不久的將來，曹秀芝們將不再需要舉家回鄉了，城市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真正的生存空間。而從整個中國“十二五”規劃的戰略全局來講，農民工真實意義上的城市化，對于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的城市化
“十一五”期間，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轉移農業勞動力人數”，未來這一指標如果變為“農民工市民化人數”計入統計，將意味著統計理念上的重大轉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崔傳義對《財經國家周刊》分析指出，原來的指標僅僅關注農民職業身份的轉變，把農民當作勞動力來看。而新的指標則看到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把農民當作公民看待，排除二元結構中的不平等，解決他們的基本權益需求。
“這種指標替換是一種進步，關注‘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僅僅‘勞動力’的城市化。”崔傳義說。
當前的戶籍制度改革相對城市化的進程落后。很多像曹秀芝一樣在一個城市工作、生活了10年以上的農民工，仍然沒有資格獲得當地戶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調查顯示，截至2007年底，農民工進城后，能夠轉為城鎮戶籍的比例為1.7%。
然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看來，表面上，農民工城市化的障礙是戶籍制度，實質上卻是由于戶籍背后城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差異。簡單的戶籍改變，如果沒有跟隨上社會福利的均等化，也無法真正實現農民工市民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農民工辦在2010年6月發布的《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中建議，“十二五”期間，應實行兩策并舉的方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即，將戶籍制度改革和社會公共服務改革同時進行。
其具體目標是：未來五年解決20%進城農民工的戶籍問題；讓90%的農民工子女能夠進入城市公辦學校，接受免費義務教育；解決60%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和50%的養老保險；建立農民工經濟租用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現價商品房四位一體的住房保障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就業與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認為，當前農民工城市化的瓶頸是戶籍制度與福利制度的剝離，他建議要破除公共服務屬地化管理，實現國家層面的公共服務均等化。
對于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最大的阻力，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說，“就是錢的問題，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
該基金會9月21日發布的《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報告測算，中國當前每一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約在10萬元左右，涵蓋必要的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投入。報告建議，未來中國每年應實現2000萬農民工的市民化，這意味著每年需要投入2萬億資金，可以考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場各自承擔1:1:2的比例。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確實需要政府在社會保障和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務方面增加大量投入。
在他看來，切實壓縮目前無效和低效的政府投資及其他政府消費，減少腐敗和浪費，就可以節約大量公共資金。同時改革資源稅體系和國有企業利潤分配體制也可以增加財政收入。“關鍵在于能否有效推進財稅體制改革”。
市民化與擴內需
“如果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是一盤棋，那么城市化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活棋。任何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都是需求問題，農民工市民化帶來的是巨大的內需。”湯敏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的研究，每1%的鄉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將使中國居民消費總額提高0.19至0.34個百分點。
按照官方的統計口徑，過去10年，中國城鎮化率以接近1.2%的速度增長，到2009年底，中國有城鎮常駐人口6.22億人，城鎮化率為46.6%。
但是，內需卻沒有相應地擴大。其中的原因在于，依照這種統計口徑，所有在城鎮居住6個月以上的外來人口均被統計為城鎮人口，而其中超過70%的新增城鎮人口是持農業戶籍的進城打工者和郊區農業人口。
這些農民工雖然在城市就業和生活，但僅僅是勞動力的城市化，而不是家庭的城市化，因此農民工們很少在城市消費。同時，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也使其消費能力偏低，沒有真正帶來內需的增長。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其9月21日報告中把這一狀態稱為“半城市化”。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研究所9月初發布的一份報告則將其更形象地稱為“偽城市化”。
如果剔除這些“偽城市化”的統計部分，按照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的測算，中國當前真正的城市化率僅為33%左右，未來中國城市化發展空間巨大。
如果在“十二五”期間，逐步啟動農民工真正市民化，他們的住房、教育、休閑等一系列的消費隨之而來，這將創造史無前例的巨大市場需求，也無疑會幫助中國度過當前外需不足，國內經濟發展速度面臨下行風險的嚴峻時期。
崔傳義表示，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具有對內需的極大拉動作用，還是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所在。農民工的家庭不在城市，也沒有任何失業及社會保障，一旦失業就會引發回鄉潮。這種大的勞動力市場波動對于企業和產業的發展都是巨大的打擊。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及其團隊在對“十一五”規劃進行評估的時候發現，雖然“十一五”完成率可達到86%~91%，但是卻未能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主要目標，這無疑跟“偽城市化”有著一定的聯系。
從另一方面看，當前70%的農民工沒有得到進一步培訓的機會，而作為現實中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技術和能力決定了未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可能性。
“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具有相當的緊迫性，避免將來一出現經濟波動就引發勞動力市場的波動。”崔傳義對記者說。
“可以說，當前農民工城市化問題已經占到了中國社會問題三分之一的份量。”崔傳義補充道，農民工的市民化還對于縮小城鄉差距，保持社會穩定，提高農村收入，幫助解決三農問題中農村空心化、女性化、留守兒童以及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等諸多問題，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城市調查失業率”替代“登記失業率”
農民工城市化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就業，它是農民工遷徙的主要動因。
上述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十二五”指標體系中還將考慮另外一項重要的改變，就是用“城鎮調查失業率”代替“城鎮登記失業率”，而且這一指標有可能成為比GDP更重要的考核各級政府官員的標準。
自從1994年開始，中國17年來一直以“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就業數據的指標，但是即使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城鎮登記失業率”也沒有大的變化，一直維持在4%上下，無法真正反映市場的就業情況。
都陽表示，對于新的指標“城鎮調查失業率”，技術上已沒有障礙。國家統計局從2005年開始，每半年就進行一次調查失業率的統計，只不過沒有對外正式公布過。
這一指標的變化有助于完善中國未來的就業政策，并依據準確的就業市場數據來采取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都陽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GDP的增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GDP增長，但就業沒有增長；另一種是GDP增長也拉動就業增長。都陽表示，在中國現階段，不應追求GDP的一味增長，可以考慮放棄無法創造新增就業的那部分GDP。
王小魯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太小。經濟增長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大家把蛋糕做大，但最后卻僅分給少數人，這種增長對大多人來講是沒有意義的。這種基于不公平收入分配下的經濟增長也無法長期持續。這就需要改革政府管理體制，轉換政府職能，改變政府激勵機制，使各級政府能夠把廣泛就業和全體公民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
“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各級政府有動力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王小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對《財經國家周刊》說，政府雖然需要大力擴大就業機會，促進農民市民化，但是當前更重要的還在于給農民更多的選擇權，建立農民工的長期自由流轉機制。
在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的2010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中，浙江部分數據顯示，只有20.4%的在浙農民工希望獲得城市戶籍，而40.3%的農民工不想轉為非農戶口，他們的最大理由是為了保留在農村的土地。
于建嶸表示，當前在無法短時期內解決城鄉二元體制的情況下，土地成為農民就業的保障，也是農民財產權益的集中體現，它可以幫助農民工應對未來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