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少年的我加入了在北京尚處于地下狀態的中國共產黨。我的期待是舊中國的滅亡與新中國的誕生，是從此光明幸福，繁榮富強。
革命勝利了，貧窮落后的中國充滿了生機希望。但勝利后的歷史任務更加艱巨，道路選擇更加復雜。
30年后，1978年，在新疆勞動鍛煉的我歡呼粉碎“四人幫”與撥亂反正的開始，相信著也期待著歷史的轉機，期待著“文革”的結束，期待著生活與各種說法的正常化，期待能過上平安的也是向上的日子，期待著自己也能正常地與尊嚴地工作、寫作、調動出自己的積極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立即通知我在北京參加一個集會，宣布給一大批被打入另冊的作品恢復名譽。其中就有給我帶來聲名也帶來厄運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此后的發展完全超乎我個人的意料。鄧小平領導了另一次革命。影響之廣、發展之快、變動之大，我要說，當時沒有幾個人想得到。
2008，又是30年了，偉大祖國已經面貌一新。
很難找到一個年頭，像2008這樣強烈地聚合了、展示了我們的成績和困難，輝煌和麻煩，考驗與力量，奇跡與災難。
早春的冰雪提醒了我們供電、交通等基礎建設上的任重道遠。邊疆某些地區的事件提醒我們要百倍地加強民族團結與祖國統一。汶川地震唱響了愛心與勇氣的頌歌。北京奧運會，我們金牌第一，民氣大振，歡呼入云。三鹿奶粉事件使我們痛心氣憤，頓足長嘯。面對國際金融海嘯，我們冷靜應對，步步為營，定能顯示出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文化與經驗，我們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切力量與優勢。
作為2008的總結當然是對于改革開放30年的紀念，是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念，是對于鄧小平同志的緬懷。
中國在前進，世界在前進，曲折，但并不緩慢，歷史樂觀主義是對的，歷史悲觀主義是沒有道理的。在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的時候，我們沒有悲觀，在蔣軍攻占延安的時候，我們沒有悲觀，現在，更樂觀一百倍了。
同時，歷史的前進都是有代價的，有遺留問題的。某種意義上說，建設與發展的問題比生死存亡的問題更復雜和易于產生歧異。遇到外敵入侵，面臨亡國滅種，起來救亡吧。遇到饑饉災荒，不得溫飽，先解決生存的基本需要吧，這也無可置疑。
小康了呢？全面小康了呢？與全球化日益接軌了呢？初步現代化了呢？思想活躍了呢？見識拓展了呢？眾聲喧嘩是必然的也是不無益處的。
不論成績多么光輝蓋世，永遠不要期待一條直路平坦無憂。不論現代化是我們怎樣的熱烈期盼，永遠不要期待現代化能夠使得萬事大吉。不論得到多少金牌，艱苦奮斗，陷阱風險還在我們的面前。不論外國的古人的說法多么美妙明麗，都不能帶來現成的靈丹妙藥，中國的事還得靠我們自己挽起袖子，伸出雙手，滌除污垢，咬緊牙關，殺出一條血路，承擔一切誤解、攻擊、批評指責，也認真正視我們自身的不足與失誤。我們急不得，惱不得，牛不得，冒失不得，也停滯僵化不得。
只要能正視這一個又一個的30年，只要能正視30年又一個30年的生聚與教訓，腳印與血跡，思考與感受。
下一個30年必須更好，只能更好，也一定會更好！
(作者王 蒙 為本報特約評論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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