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東莞市厚街電子廠的工人在為外商組裝雙卡式收錄機。（攝于1987年3月22日） 新華社特供本報圖片
在總結中國經濟迅速騰飛的原因時，經濟家們一定會提及廉價的勞動力。
是的，他們是廉價的勞動力，他們曾經是農民，他們到城市務工，他們是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
這個國家是如此地需要他們，可在最初，他們得不到足夠的善意。
他們被稱為“農民工”，之前的名字是“民工”，這是相對國家正式工人的一種說法——他們只是非正式的工人。
好在，那個時代已經漸漸過去。
走出農村
1987年的春夏之際，在經歷了中考的失利和近一年的復讀后，19歲的陳剛不想繼續父輩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貧困無趣的生活。他打算去外面開開眼界，找個掙錢的路子。
那一年，在親戚的介紹下，陳剛離開四川眉山仁壽縣老家，來到了成都的一個建筑隊做小工。
第一個月的工資是38元5角錢。拿到工資后，陳剛花了12元錢買了條好煙送給了師傅，并開始向師傅學習電工技術。兩年后的1989年，還是跟著這個師傅，陳剛來到了深圳，成為一個普通建筑工地上的電工。
那時候的深圳到處是蘆葦和荒地。在陳剛到達深圳的前一年，已經成立八年的這個經濟特區，剛剛被國務院正式批準在國家計劃中包括財政計劃實行單列，并被賦予相當于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
正因為此，像房地產開發、市政基礎建設等領域，向廣大的縣鄉鎮村的富余勞動力敞開大門。眾多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企業，大量吸納著經過簡單培訓就可以從事熟練勞動的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青年。
在農村，大量像陳剛一樣的年輕人謀求著離開土地。1984年，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農民賣糧難的問題，農業生產的收益下降。而之前在農村推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得大量農民不再僅僅圍著土地轉。農村勞動力急需吸納機構。
幾乎是一拍即合，大量愿意吸收農村勞動力的南方企業，和大量一膀子力氣而無從換取金錢的農村青年，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在1984年，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在所長費孝通的帶領下正在進行小城鎮研究，該課題組的張雨林教授在《縣屬鎮的農民工》一文中，把從農村出來、進入城市的工人，第一次稱之為“農民工”。
根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末，深圳農民工主要來自四川、江西、湖南、廣西、貴州。其中，像陳剛一樣的四川農民工占絕大多數。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到了深圳以后，陳剛先在工地上干了半年多，由于不適應當地潮濕悶熱的環境，加上經常要進行高空作業，在老鄉的介紹下，陳剛跳槽進入南山區的一家電子廠，在流水線上做裝配工。1990年前后，剛剛生產完的妻子也來到南山，陳剛在一家制衣廠給妻子找了一份在車間做成衣的工作，每月工資幾百元。
“進廠”曾是那個年代一個非常時髦的字眼，尤其是對那些剛剛走出農村的打工者而言。“包吃包住”這樣的字眼，更使廣東等沿海省份的城市匯集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壯年勞動力。
“我老婆的情況和〈外來妹〉里面演的一模一樣”，陳剛說的《外來妹》是當時一部在央視熱播的電視劇。這是第一次以電視劇的形式，反映廣東地區外來打工者生活，在全國引起轟動，使得“打工仔”、“打工妹”這些帶有強烈粵語色彩的稱謂流行全國。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鄉鎮企業、尤其是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大發展，使得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入一個高潮期。其后的兩年，每年的農民工數量成倍增長。
而來到了外面的世界后，在用勞動換取金錢的同時，陳剛也感到很無奈。
陳剛說，像他這樣的進城農民工，需要登記辦理暫住證等多項證卡，交手續費，年年驗證審核，年年交費。“連上街都要五證俱全，隨時會被查證，少一個就被罰款，甚至遣返”。
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在2000年的各大報紙上，曾刊登了當時北京市勞動局的規定，超過100種行業限制或禁止雇用外來工。
北京市教委曾公布過一個《子女等同北京戶口的八類人》的通知，這八類人包括原北京知青、博士后，甚至具體到中建二局一公司的職工。外來打工者不在其中。
陳剛說，他在深圳打工期間，換過五六個公司，沒有任何一個廠家和他簽過勞動合同，更別提保險、補助、體檢等社保福利。工作時間、強度就只看老板一句話，還經常被惡意拖欠、克扣工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