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日，旨在解決全球金融危機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在英國倫敦落下帷幕。表面上看，包括中美在內的各與會領導人“達成”了多項共識，如增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加強金融監管等。然而從實際結果看，與其說是多方共識還不如說是美、英兩國的勝利。因為峰會召開前中、俄等國家提出的改革國家金融體系的建議并未取得任何進展，甚至未被列為討論的議題。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在該建議剛提出之初就立即斷然拒絕采納。
究其原因，在于當前以美國為核心的國家金融體系，而這也正是本輪金融危機爆發的最深層次原因。眾所周知，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 國際金融體系大體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金本位體系(1870—1914)、布雷頓森林體系(1945—1975)和牙買加體系(1976—)。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了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牙買加體系雖然在某些方面對布雷頓森林體系進行了修正，但并未絲毫動搖美元的國際地位。也正因為此，美國能夠在長時間內為所欲為，一邊極力向世界各國推銷其國債，一邊又打開印鈔機用于還債，從而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此，美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提出了所謂的中國“過度儲蓄論”。
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過度儲蓄論”不僅是毫無道理的，而且是非常可笑的。“過度儲蓄論”之所以能夠出籠，一方面是美國政府為自身失誤辯護，另一方面是為了逼迫中國救美。筆者一貫認為，美國政府及代表其利益的美國企業和國際機構針對中國的一言一行，都是服從于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的。近年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解體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美國日益視中國為其心腹大患，并制定了“遏制中國”的戰略，先后對中國發動了人權、石油、糧食等多場戰爭。這一次，金融危機很有可能是美國公開操縱的一場陽謀，是其公然發動的一場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財富的金融戰爭。
鐵的事實證明，美國才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應該為全球金融危機負主要責任，因為長期以來美國執行了一系列錯誤的經濟、金融政策。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低利率政策。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是美國的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其國內長期的低利率政策。2001年，互聯網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的發生，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為此，美聯儲連續10余次降息。2001年，美國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0%以上，其中9月份激增了24.9%。在低利率的刺激下，美國房地產市場繁榮，次級抵押貸款市場也隨之迅速發展。在世界各地高風險偏好的對沖基金、養老金以及其他基金的大量介入下，原有的放貸標準在高額利率面前早已成為一紙空文，新的市場參與者不斷鼓勵放貸機構嘗試各種各樣的貸款類型，從而為一些在通常情況下被認為不具備償還能力的借款人獲得購房貸款創造了極大便利。一旦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發生異常，便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國際金融市場。
（二）財政赤字政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前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警察”。為了維持這一地位，有時是為了刺激國內經濟，美國動輒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如海灣戰爭、南斯拉夫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這就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2007年美國軍費開支為5470億美元，占全球支出的45%。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得美國不得不長期實行巨額赤字政策，這就大大增添了發生金融動蕩的風險。
（三）貿易赤字政策。美國自1969年開始，國內總投資超過了總儲蓄。一國在本國國民儲蓄不足不能為本國投資提供足夠資金的時候，就需要從其他國家借入資金。因此，經常項目逆差也就是儲蓄與投資的缺口。一方面美國人沉醉于寅吃卯糧過度消費，一方面政府又堵塞重要的生財之路，美國入不敷出從而出現巨額經常項目逆差是必然的。為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美國一方面通過貿易赤字在輸入大量廉價實物資源和輸出大量美元，同時又通過國內發達的金融市場輸出金融資產吸收流出的美元回流到美國來為美國提供融資。華爾街金融資產的供應沒有堅實的實體經濟發展作為支撐，難免誘發金融危機。
（四）金融衍生產品創新。在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 房地產成為布什政府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次級貸款便應運而生。美國成百上千個抵押貸款公司、商業銀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貸，打包賣給“兩房”，在轉移風險的同時，又獲得了重新放貸的資金；而“兩房”憑借其背后隱含的國家信用擔保，低息借債買下次貸，然后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法，以次債的形式賣給華爾街的投行、各國的央行、商業銀行等機構；在次貸轉化為次債后，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又再次衍生，構造出各種次債信用衍生品。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品級積累了金融風險。羅馬尼亞總統伯塞斯庫在10月２２日指出，那些畢業于哈佛等大學的“天才”在國際金融界發明了“無本炒股”、“空手放貸”的妙計，這些有害的投資產品杠桿比率最高甚至達到了３０倍，使金融風險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五）政府監管不力。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蒂羅在《擴展》雜志上逐點分析了引發這次危機的機制，認為從微觀上來講，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金融當局的監管不力。事實上，美國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華爾街大資本家的的代言人。在美國，華爾街大享們通過各種方式積極參與美國政治，對美國政府、國會和司法系統的影響力不可小覷。這就使美國的政治精英們總是傾向于保護華爾街的利益，在應該對華爾街進行監管時，總是遷就、迎合，使華爾街金融市場變成了一個沒有規則，瘋狂逐利的大賭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就是美國樓市泡沫的破滅，而元兇則是那些因缺乏監管而放任自流的美國證券公司和對沖基金等“影子銀行系統”。
（六）強推金融自由化。美國是“自由經濟”的信奉者，相信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反對政府干預。而且以這種理念來教導和指導全球的其他經濟體。回顧20世紀80年代拉美發生經濟危機，90年代東南亞經濟危機，這些國家無不是受美國和國際基金組織的“勸告”開放資本賬戶，搞所謂的金融自由化。導致許多國家不顧本國需要和監管能力，實施金融開放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導致短期債務急劇增加和國際投機資金到處沖擊各國金融體系。
（七）推行美元霸權。布雷頓森林體系樹立了美元等同于黃金的國際貨幣地位。該體系崩潰之后，美元盡管已經與黃金脫鉤，但它仍然慣性地繼續作為國際中心貨幣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用作儲備，直到今天，美元的強勢地位也沒有根本改變。美國可以靠發行美元，獲取鑄幣稅和通貨膨脹稅。所以在相當的限度內，美國可以通過濫發美元向全世界人民征稅。也就是說美國可以轉嫁危機，讓全球人為其財政赤字買單。這一方面助長了美國人毫無節制的借款行為和寅吃卯糧的消費行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榮；另一方面通過所謂金融創新將風險轉移給金融市場中的其他投資者，并使風險擴散至世界各地。有數據顯示，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1971年，全球沒有出現過什么金融危機，只有幾次小規模的匯率危機。然而，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全球范圍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平均每三年就要爆發一次。
（八）培育錯誤消費觀念。美國人的消費理念是提前消費，而不是儲蓄，先貸款花錢再去還貸。長期以來，美國大量居民利用住房抵押貸款的再融資來獲得更多貸款，以維持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由于市場利率較低，房屋價格不斷上漲，住房抵押貸款者可以以已經升值的住房為抵押，以比原有貸款更為優惠的條件，借入一筆新的貸款。在償還舊貸款之后，多出來的部分便可以提取現金，作為自己的消費開支。美國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正是美國人近乎無節制的消費，而且還是大規模借錢消費。《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開始寅吃卯糧，通過借貸彌補虧空。通過各種新發明的金融產品，任何人都能為了任何目的借到相當數量的錢。但住房債務也越變越大，從1974年的6800億美元增加到如今的14萬億美元。整個國家卷入一場大騙局。過度舉債的美國正從噩夢中驚醒。”
由上可見，全球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元霸權及其主導下的國際金融體系。只要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不改變，美國還會利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轉嫁危機成本，來消滅債務。一旦美國人習慣了這種寄生的生存方式，它會更加變本加厲。改革現行不公正的國際金融秩序已經迫在眉睫。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日前指出，世界應建立一個“多貨幣”經濟體系，減少對美國和美元的依賴性。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上強調指出，國際社會應該認真總結這場金融危機的教訓，在所有利益攸關方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的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應該堅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營造有利于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根據以上考慮，我們主張重點實施以下改革舉措。一是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完善國際監管體系。二是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三是鼓勵區域金融合作，充分發揮地區資金救助機制作用。四是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武鋒 國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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