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態環境建設任務依然繁重
第一，森林生態系統失衡，森林系統數量型增長與質量型下降并存。十年來，西北地區實施的“退耕還林”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2006年底，森林覆蓋率和森林面積分別為10.53%和1811.65萬公頃。但經濟林面積過大，而天然林和防護林面積在不斷縮小。長期的毀林開荒，原始森林的面積正在不斷縮小，森林生態系統面臨著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森林生態系統失衡，森林質量下降，導致生物多樣性受到破壞，許多物種正在減少，甚至瀕臨滅絕；森林生態系統質量的下降造成森林生態調節能力下降，病蟲害加劇，特別是森林的固土吸水作用大為削弱，造成水土大量流失。
第二，草地退化嚴重，水土流失十分嚴峻。十年來，由于人為和自然因素，西北地區草地退化十分嚴重。牧草資源匱乏、雜草入侵、草地生產能力下降等問題令人憂慮。西北地區草地退化率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最高的寧夏草地退化率為97.37%，甘肅和陜西分別為45.17%、58.55%。由于草地退化，森林系統遭到破壞，十年來西北地區水土流失問題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西北地區水土流失面積達到40.4145萬平方公里，水土流失率高達35.69%，仍是我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第三，生態環境建設長效機制尚未建立。首先，隨著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不斷推進，中西部地區成為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由于轉移的部分產業屬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從而加重了西部生態環境的負擔。其次，有些地區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不顧生態環境的破壞，以犧牲環境來謀求經濟的發展，盲目追求眼前經濟利益。所有這些都給西北地區生態環境的建設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3.對外開放還有較大差距
第一，對外貿易規模偏小。1999年西北地區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占全國比重分別為1.28%、1.07%和1.45%，而2007年這三者占的比重為1.3%、0.94%、1.59%，與1999年基本持平；1999年西北地區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分別相當于東部地區的1.39%、1.16%和1.5%，而2007年這三者的比值是1.42%、1.02%和1.74%。與1999年相比，這三個指標變化也不大。
第二，外貿依存度增長緩慢。1999～2007年，西北地區外貿依存度由9.05%增加到16.63%，1999年低于全國24.25個百分點，2007年低于全國48.77個百分點。由此可知，西北地區在依存度方面與全國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是在迅速拉大。對外依存度偏低，說明西北地區對外開放程度還不夠，還沒有很好地參與國際和國內分工。
第三，外資利用規模小及區域差異大。一是外資的投資主體較少。西北地區由于投資的硬環境和軟環境與東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因而外商投資的國家和地區為數不多，主要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及我國港澳臺地區的廠商。二是外資的區域分布不均。由于西北地區利用外資起步晚、規模小、檔次低、效益差，與東部地區存在著嚴重的發展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性在區域內省區間也同樣存在。也由于各省區采取的招商引資政策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以及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過程中，國家采取了分梯度、分層次推進的模式，加大了區域內已有的不平衡。2006年陜西實際使用外資已超過6億美元，而寧夏只有幾千萬美元。外資區域分布失衡，不僅使地區間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而且客觀上加大了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成本。三是外資的產業結構失衡。東部地區的外商投資多為技術先進、規模較大的工業項目以及從事金融、貿易和信息服務的項目，而西北地區的外商投資則多數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和普通加工企業。
4.特色產業發展限制因素較多
第一，深加工能力弱。一方面，西北特色產品主要是以初級產品的形式進入市場，產品缺乏深加工，附加值低，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西北特色產品主要是一些特色農產品，而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產量過大將會導致農產品的價格大幅度下跌。第二，特色產品市場化程度低。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價格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西北地區的市場化改革更是落后于東部地區，市場化水平較低，這嚴重阻礙了西北特色經濟的發展。農產品價格取決于市場供求，但產品價格扭曲，產品的實際價格低于市場價格，使得西北地區在特色產品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比較優勢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第三，生態環境的制約。特色經濟的發展必須有生態環境作保證，必須在生態環境承載能力范圍內。而西北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生物多樣性小，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惡化嚴重影響了西北地區特色經濟的發展。
5.公共服務均等化第一，西北地區更多的資源投向城鎮，對農村尤其是面積廣大的牧區教育投入十分有限。西北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普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例如，甘肅城鎮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27年，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68年，城鄉相差3.59年；2000年甘肅學業未完成率城市為2.77%，鎮為3.64%，鄉村高達9.59%。此外，鄉村初中和高中教育發展緩慢，人口素質偏低。第二，醫療衛生缺口較大。一是農村尤其是牧區衛生基礎設施薄弱，城鄉衛生資源分配不均。衛生資源主要集中在縣級以上醫院,而農牧區衛生基礎設施極其落后。這嚴重影響了公共衛生服務的公平性，使城市衛生資源供大于求，農牧區則相對不足，農牧區居民看病難問題十分突出。
二是因病返貧和因病致貧現象還相當普遍。由于近幾年醫療衛生費用上升過快，而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慢，看病貴問題還相當嚴重。三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有效應急機制相當落后，基層處理和管理危機的能力不強。西北地區人口少、面積大、運輸線長，基層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普遍脆弱，經不起重大疫情沖擊。第三，社會保障能力不足。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農牧區最低生活保障覆蓋面還比較小，許多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
目前，主要社會保障措施僅限于城市職工，而廣大的農村還沒有普及正式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更沒有失業保險。農村人口的養老主要依靠子女，養老、醫療、傷殘、生育等方面的風險都由家庭來承擔。農村社會保障僅體現在社會救濟和救助上。目前，國家每年通過民政系統下撥的資金在救災和救助城市低保戶后所剩無幾，保障能力明顯不足。在農村地區，目前享有農村民政保障的只有“三無”農民、“五保”戶和定期救濟撫恤的一些特困人口，還有很多貧困農民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6.工業化進程緩慢，城市化動力不足
西部大開發以來，西北把開發投資的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領域，對加工制造業的發展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導致西北工業化進程緩慢，工業增長乏力和市場份額下降。1999年，西北五省區工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占全國的比重為3.7%，2000年略微上升，為3.75%，2001年下降到3.69%，2002年下降到3.5%，2003年下降到3.32%。2004～2007年雖然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很小，2007年為3.43%，仍比1999年低0.27個百分點，明顯低于東部和中部。西北工業化進程緩慢，很難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嚴重影響了城市化進程。
此外，與東部相比，由于水資源短缺，現代交通設施差，生產力水平低下，生態環境脆弱和戶籍制度約束，西北城市化嚴重滯后，城市規模小，經濟發展活力不足，輻射功能很弱。2006年，我國城市化水平為43.9%。其中東部的北京為84.31%、廣東為63%、浙江為46.5%、江蘇為51.89%、山東為46.12%，而西北地區的陜西為39.12%、青海為39.23%、甘肅為31.08%、新疆為37.95%、寧夏為43.04%，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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