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債務危機為何愈演愈烈有著極其復雜的內在因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根本上講，歐洲債務危機是自身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釋放，是由外部危機和長期內部失衡的累積、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矛盾、債務結構以及高福利政策等引發的結構性危機。
首先，主權債務危機充分暴露出歐元體系深層次的體制性缺陷——“最優貨幣區”理論下分散“財政”與統一“貨幣”的二元矛盾。長期以來，歐元區在經濟方面將貨幣政策交給歐洲央行，這是一個硬約束；同時，依靠《穩定與增長公約》來監管成員國的財政政策，這是一個軟約束。從主權國家的角度來說，財政政策的自主權對其管理和調節經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歐盟原本是希望通過各國的財政自律，來實現經濟平衡。但在宏觀層面上，歐元區成員國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干擾了統一貨幣政策的運作。在貨幣聯盟條件下，一直以來各成員國都有一種內在的財政赤字擴大的傾向。因為，成員國財政赤字的加大可以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這既有利于政府征得民眾意愿，同時又可以把通貨膨脹的責任歸于歐洲央行。這就使財政赤字的擴大對各國更具有誘惑力。
此外，由于歐元區缺乏統一的財政控制預算，一國債務只能由本國財政作為擔保，在沒有統一的財政作基礎，歐元信用也顯得相對脆弱。債務危機凸顯了歐元與美元信用基礎的差異。高盛等國際投機資本正是看到了歐洲貨幣聯盟制度設計中的“二元悖論”，利用信用違約掉期交易沽空歐元，拉高信用違約掉期利率，以從而獲取巨額收益。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兌美元
其次，主權債務危機凸顯歐盟內部經濟結構長期發展失衡。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經濟結構和金融周期不一致。金融危機暴露并放大了歐盟成員國各自經濟結構的缺陷，例如希臘等南歐國家經濟過于依賴消費，公共財政較弱，有賴于外來資本以彌補其低儲蓄，中東歐國家過高的經常項目赤字和外債以及德國對出口的過度依賴等。自歐元區成立以來，歐元區內部各國競爭力的差異和宏觀失衡日益顯現（歐盟委員會主要根據歐元區各國價格和成本的差距以及貿易收支狀況來判斷各國競爭力的）。根據歐盟委員會最新報告，德國是歐元區幾個大國中唯一競爭力出現上升的國家，與之相比，包括歐元區三個大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臘和葡萄牙卻出現了競爭力大幅下降和貿易赤字嚴重惡化。在1998年至2008年期間，許多國家的經常項目余額均出現急劇惡化：愛爾蘭經常項目余額了下降6%，經常項目赤字達到5.2%；葡萄牙經常項目赤字擴大了超過5個百分點，至12.1%；西班牙經常項目赤字擴大8.4個百分點，至9.6%；希臘經常項目赤字則擴大11.6個百分點，達到14.4%的紀錄水平。
自歐元區成立伊始便開始實行較低的利率政策，使得希臘等國能夠享受低廉借貸成本以維持經濟增長，從而掩蓋了其生產率低但勞動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相關數據顯示，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實際有效匯率被高估超過10%。同時低利率使其政府能夠以更優惠的條件為債務融資（希臘凈利息成本占GDP的比率，在1995年后的十年里下降了6.5個百分點），掩蓋了公共財政的潛在問題。
第三，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希臘等國家過于依賴受危機影響嚴重的周期性產業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冰島主要依靠金融業，迪拜依靠旅游業和房地產業。希臘國民經濟高度依賴于農業、海運業和旅游業，其中農業產值和旅游業收入分別占GDP的比重12%和17%。2009年前8個月，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希臘旅游收入同比下降13.3%，船運業收入下跌得更為嚴重，達到31.3%，農產品出口也顯著下滑。這些因素導致希臘2009年經濟進一步衰退，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當年失業率達到9.7%。資本賬戶項下，流入希臘的外商直接投資一直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2006年、2007年、2008年外商直接投資僅分別占當年GDP的2%、0.7%和1.3%，2009年前8個月也僅占同期GDP的1.3%。迪拜發生債務危機后，國際資本從希臘撤離的跡象明顯，三大國際評級機構降低希臘主權評級進一步增加了希臘對外融資的成本和難度，使希臘財政收支失衡的矛盾更為突出。
第四，從一定程度上講，西歐債務危機也受前期東歐債務危機所累。多年來，東西歐一直存在著極強的債務鏈關系。歐盟成立后，伴隨著貨幣一體化的真正實施，歐元區各國獨立的貨幣取消，貿易障礙和勞動力市場的壁壘得以清除，商品實物流動的背后是金融資本輸入輸出。在歐盟內部：由于各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低收入國家如東歐、巴爾干半島以及葡萄牙等國勞動力成本較低且缺乏金融資本，自然成為資本的凈流入國，即債務國；而德國、法國歐元區主要經濟體以及荷蘭、比利時等高福利國家的資本富裕但勞動力成本較高，自然是資本的輸出者，即成為債權國。在社會結構和資本需求上，西歐與東歐國家資源、勞動力豐富、價格低廉，而資本短缺形成了互補。具有高報酬率的東歐新興市場成為日具吸引力的投資洼地，資本高回報率為進入后工業化的西歐提供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西歐的資本也極大推動了東歐經濟的繁榮。
然而，金融危機爆發徹底打破了東歐與西歐的經濟關系，資產大幅縮水的西歐銀行紛紛收緊銀根，對包括東歐在內的信貸驟然減少，復蘇乏力的西歐國家越來越難以振興經濟并承擔債務，被一體化勢頭所掩蓋的深層問題充分暴露出來。
最后，高福利的社會結構使政府不堪重負。二戰以后，歐洲基本建立了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兒童津貼、病假補助、醫療、教育、住房、失業救濟、養老保險、殯葬補助等各類福利制度。特別是金融危機后，長期財政償付能力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僅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預計到2017-2018年，老齡化每年帶來的額外成本將達到GDP的1.6%。增加的相關開支相當于為國債負債率上升37%償付利息。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預計將使國債負債率上升29個百分點。因此債務危機證明了，是歐洲福利社會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難以為繼，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面臨政府福利開支超過財政收入的入不敷出局面。這一危機終于在福利主義強盛而政府開支缺乏自制的希臘，首先爆發。（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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