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黃奇帆訪談錄(下)
“最關鍵的是，重慶現在做的事對全國都是有推廣意義的。如果重慶僅僅把過去在沿海地區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模式搬過來在重慶實施，那就毫無重大意義而言。但如果我們結合重慶的實際，做對全國有現實推廣意義的大事，而這種事又是沿海地區過去二十年沒有干過的，對今后二十年的中國有意義的，那就是改革開放中的新的大事。我們不是在抄沿海(地區)，我們現在做的，正是沿海(地區)從未做過的事。”黃奇帆直視著《經濟參考報》記者，不急不緩地說。
這件事不僅僅是改變了內陸，甚至改變了世界30年的加工貿易模式
●我去年2月9號去臺灣拜訪郭臺銘。我進他的會議室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把他給挑起來了，我告訴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給他一單生意。
●招商不是一個地方政府求著企業的行為，而是一個互惠的概念。
●惠普效應的結果就是，一個惠普加三個世界級的臺灣電腦加工廠商在這里，形成了4000萬臺加工的一個生產線。
《經濟參考報》：我國加工貿易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兩頭在外”，重慶的加工貿易模式似乎有所不同。
黃奇帆：這就是我們做的一個轉變發展模式的事情。沿海城市30年的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重大事項就是加工貿易，從80年代后期以來，我們長期沿用原料和銷售在國外，加工在國內這一類兩頭在外的項目。一直到新世紀這20年間，“兩頭在外”的模式為沿海地區創造了差不多1.5億個就業崗位。加工貿易帶來的賬單是1.2萬億美元，08年全國的進出口量是2.4萬億美元，加工貿易占了50%。
我國加工貿易的99%或者說全部都在沿海地區，07年的時候沿海地區的民工荒開始發生了。因為油、電、煤運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大家也在說內陸要西部開發，所以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應該轉移到內陸。但實際上細細想一下，如果一直沿用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的模式，零部件從全世界或者東南亞運到沿重慶、武漢，無疑要加上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水路、公路、鐵路和航運航空運輸的距離。這2000公里的航空運輸距離帶來的物流成本會完全抵消內陸所有勞動力成本低、煤運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優勢。
所以內陸真的要搞加工貿易的話就得創新，我們的創新就是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以筆記本電腦的加工為例，如果電腦的各種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慶城里生產出來，那么從零部件運到整機廠，就是從一個城市的這個區到那個區的運輸，比東南亞運到沿海還要近，在這個意義上就能一下子跳出兩頭在外的模式，就能大幅降低上面提到的物流成本。
《經濟參考報》：怎么讓零部件商跑到你這兒來呢？我看到重慶引進了惠普、富士康等IT企業。
黃奇帆：這里有一個雞和蛋的關系。如果有一個總裝廠在重慶，那么零部件廠就會過來，反過來零部件廠在重慶，總裝廠看到物流成本的優勢，它也會過來。
此外還有一個綜合規模問題。全球有2億臺電腦的產量，如果有1億臺電腦放在了重慶，這個時候零部件廠就會過來。
《經濟參考報》：金融危機里，您找到了筆記本電腦的商機。
黃奇帆：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抓住危機當中高科技帶來的機遇。筆記本電腦恰恰是高科技領域產生的新的機遇。為什么筆記本電腦會多呢？是因為無線上網技術出來了，手機能夠無線上網，是傳統的第二代手機多媒體的轉型。現在的多媒體信息，都能夠在無線網上傳輸。每個人把手機當電腦，電腦當手機，筆記本電腦手機化了。手機人人有一個，一年要生產7億臺。筆記本電腦本來當桌上的東西，如果可以無線上網的話，也變成了人手一個，所以這個量也就大了。
《經濟參考報》：所以您第一步先和惠普談，再和臺灣的代工廠和零部件廠商談？
黃奇帆：惠普是世界級的電腦公司，全世界在08年1 .6億 臺 電 腦 生 產 量 ， 惠 普占了30%，也就是說有5000萬臺。09年年初惠普正在籌劃增產問題，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所有的電子產品都會受到銷售量下降的沖擊，唯獨筆記本電腦因為技術進度不降反升，三至四年會翻一番，也就是說大約2012年會達到3.2億臺。這新增的1.6億臺產能是繼續放在中國沿海，還是放到哪兒？惠普也正在找一個地方能擴大其產能，如果他們用老思路就可以在中國沿海繼續搞兩頭在外的加工，原來在上海有5000萬產能的就繼續在上海加單子下去，加到8000萬臺。但是畢竟上海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日益趨高，在這個時機上如果有一個包括勞動力成本在內的各項成本比上海還低的地方他就會心動。
2009年年初我們就找到惠普談，當時對方認為我們的物流成本高，要我們補貼。我們就把這個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模式拋出來，讓他知道我們的物流成本只會比沿海城市低。同時和惠普說，如果你只搞幾百萬臺的訂單在重慶的話，零部件廠商是不會過來的。但如果惠普和重慶下4000萬的訂單，那零部件廠商一定也會過來。集群效應就會產生。
整機加工從來都是臺灣干的。世界級的整機廠商、代工廠都在臺灣，所以跟惠普談好以后，我去年2月9號就去了臺灣拜訪郭臺銘。我進他的會議室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把他給挑起來了，我告訴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給他一單生意。惠普搞了4000萬臺筆記本給重慶，理由是重慶要辦理整機一體化。富士康是全世界筆記本電腦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們在沿海地區一年造了5000萬臺筆記本的零部件，但沒有造一臺整機。重慶現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萬臺訂單，如果拿1500萬給你，那富士康就到重慶可以做整機。但我要求你把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腦兒都帶到重慶去加工，因為重慶加工零部件的成本也比沿海做零部件的成本低。郭臺銘當場就和我一拍即合。
招商不是一個地方政府求著企業的行為，而是一個互惠的概念。去年8月10日重慶這邊和惠普簽約，那邊就跟富士康簽約，9月10號就開工。12月26號，我又開始和英業達討論，當天就簽約，然后1月26號英業達就開工。然后1月18號跟臺灣廣達簽約。惠普效應的結果就是，一個惠普加三個世界級的臺灣電腦加工廠商在這里，形成了4000萬臺加工的一個生產線。
4000萬臺差不多就是2000多億的銷售值，他們的零部件如果做80%，也有1600億的銷售值，所以一些小的零部件廠商就跟著來了。這些零部件廠商不是重慶政府出面去招商，而是富士康、廣達等利用其產業影響聚攏起來的。等于是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他們在幫我忙活，我只是下命令，所有重慶一小時經濟圈里的區縣，你做100，他做100，重慶就出現了你追我趕的局面。
你追我趕的場面甚至還出現在加工商身上。富士康、廣達、英業達這三個競爭對手，現在被我拉到一個桌子上吃飯。如果某一家手長腳快，那么次年新增的6000萬臺產能就會落到他手里，其他兩家就會吃虧，所以他們三家也是你追我趕。
《經濟參考報》：這三家代工廠解決了不少就業崗位吧？
黃奇帆：他們一下子干出幾千億的產值來，需要20萬員工。這三家企業，每個企業今年都要先招1萬人，招來以后，就到上海、昆山等他們原先沿海的企業去培訓，到下半年年底，這1萬人就變成班長了，明年每個人帶8個人、10個人，20萬人就起來了。這是一個極大的產業鏈。
《經濟參考報》：您把這個模式稱為垂直整合？
黃奇帆：用學術上的話，過去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叫水平分工，現在我們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改變了水平分工。
《世界是平的》這本書，就是講大公司做研發設計，代工廠在沿海搞了幾個加工基地，然后第三類公司在全球做零部件，然后用物流、用運輸、用現代通信的辦法下單。這個意義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可以共做一個產品。一個上海貨，有些部件可能是巴西的，有些部件是印度的，有些部件是東南亞的，任何一個產品的加工，每個國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為一個產品做供應。
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時候可以這樣做，但是當原油變成100美元一桶的時候，世界就變得不平了。太過仰仗物流運輸是極大的能源浪費。我認為，現在的世界誰擁有零部件加整機一體化基地，誰就站在世界供應的高地上。
重慶就搞了這么一個高地，我們搞了一個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從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機一體化的這樣一個基地。在這個意義上，這件事不僅僅是改變了內陸，甚至改變了世界30年的加工貿易模式。當然這件事不是光靠我們，我們設計的方案得到了跨國公司的呼應，又得到了臺灣代工廠的響應，就運轉起來了。
我把去年的決策稱之為共振。是垂直整合模式的思維和跨國公司、三大臺商形成的一種共振；今年我們要決戰供應鏈，決戰零部件。去年決戰1+3，決戰惠普和三大臺灣龍頭加工企業的到位；今年是要把這三個臺商零部件的供應鏈真正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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