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國科大對招生方法進行了大的改革，將學校命題統考，改為學生參加當地的全國統一高考，科目和高考理工科考生相同，考卷匯總到科大后進行閱卷，優等者作為初選對象，然后再派老師赴各地進行復試，根據德、智、體全面考核的原則，擇優錄取。
但執行過程中，卻不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子。1981年，14歲的黑龍江考生高立新，高考總分距少年班錄取線差8分，但她的數學成績卻達118分，名列所有考生第二，經考察，她被破格錄取。多年后，高立新成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終身教授。
另一次關鍵性的招生改革發生在1986年。在第十期少年班招生時，中國科大首次將全部初選上的考生集中在學校進行復試，并增添了心理測試。
“復試時，我們會讓老師講些新的大學課程，講完了當場進行測驗，讓他談體會，看他的領會能力。并且還讓考生跟老師一起學習生活一段時間，對他們進行綜合考察。”尹鴻鈞表示，之所以采用這種方法，是因為當時社會上曾有人議論，科大把一些“不合格”的學生“硬拉進”了少年班，是“拔苗助長”、“摧殘人才”。少數中學生也以為“只要學好數學物理就行了”，這就會引導一批少年走向偏科，對人才的全面發展十分不利。
此后，這種先通過高考選拔，然后集中進行復試的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中科大原副校長，《少年班三十年》主編辛厚文認為，少年班首先嘗試并完善自主招生的方式，并非科大有什么預見性，而是實踐后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2003年，教育部規定22所重點大學試行部分招生計劃5%自主招生。此后，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的高校逐年增加，到今年已擴大到68所。我國高等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多年后與少年班最初的實踐者不謀而合——尊重科學的精神和人才培養的規律。
試驗田里冒出的創新火花
3月19日，記者見到從深圳特意趕來參加少年班30年慶典的朱源教授。1979年，28歲的朱源剛到少年班當班主任時，甚至有些擔心“這些孩子我哪帶得了？”為了驗證少年班孩子是否真的聰明，他還做過一次教學試驗。
79級少年班有個數學學習興趣小組，成員大都是數學競賽一等獎獲得者。有一天朱源問他們有沒有學過復變函數，學生有的學了四分之一，有的學了三分之一，最多的自學了一半多一點，而復變函數是他們一年以后的課程。
當天晚上，有個孩子跑到朱源家，問：“朱老師，你問我們這個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你們超前學習的進度。”“不對，你別有用心。”聽罷，朱源笑了，原來他考慮的是，如果這些孩子能自學完課程，可以試著參加兩周后78級本科生復變函數的期末考試，如能拿到85分的話，就可以讓他們免修這門課程。
看到孩子們真的想試一試，朱源便跑去找教務處辦理考試手續。沒想到半個月后，5個少年班考生，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最少的得了64分。在78級本科生中，考100分的有十幾個，不及格的也有十幾個。
“教務處老說就我們少年班事多，因為要選課、要免修考試，還要超前學習，這不是沒事找事嗎？”朱源回想起當年為少年班操勞跑腿的經歷，臉上卻滿是幸福的微笑，“我就跟教務長講，正因為煩，正因為少年班事多，有它的特殊性，才有少年班存在的必要啊。”
朱源還記得，他和時任少年班管委會主任陶懋頎教授曾一同起草少年班軟件專業的辦學報告。當時，他們甚至還設想在軟件班實行“5年＋1年”的一貫制碩士培養計劃。盡管這一想法當時沒能實現，但在少年班任職期間，所迸發的種種教改試驗的思想火花，讓朱源至今回憶起來，仍感興奮。
“辦少年班是在做一件前人所未做的事情，你想照抄別人的都沒有。”尹鴻鈞認為，不一定每個主意都對，也不一定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完善，但作為一塊人才培育的試驗田，少年班就得勇于創新、貴在堅持。
尹鴻鈞說，少年班的教學計劃，經常要經過反復多次的爭論和調整。因為要涉及不同院系教學資源的配合，很多方案都得拿到系主任的聯席會去拍板。“我們學理工科的抬起杠來，理由多得要命。朱源那時年紀輕，有些事壓不住陣，但在錢臨照等校領導的支持下，很多事最后都能得到順利執行。”
“大面積改革是不能輕易做的，改革只能從局部做起。”辛厚文表示，但少年班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
少年班之路越走越窄？
科大少年班模式在1984年得到鄧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決定，在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點高等院校開辦少年班，擴大少年班的試點。
這種超常教育形式，無論在我國還是在世界上都史無前例。但好景不長，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校少年班紛紛停辦。
1999年的全國兩會上，政協委員蔡自興提交了一份《及早廢止少年班》的書面報告，這讓本就備受質疑的少年班再次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蔡自興提交這份報告時，全國13所高校的少年班只剩下5個，對此，蔡自興評論道：“連對少年班懷有感情的張亞勤先生也認為，現在的少年班‘還是太多了’。少年班之路越走越窄，它的昔日‘輝煌’早已成為過去。少年班的老師和家長應當面對現實，實事求是地總結一下它的經驗教訓，考慮它何去何從。”
“蔡教授的觀點，給了我們一個警示，讓我們更加靜下心來，認真做一些梳理和思考。”時任中國科大副校長、分管少年班工作的程藝表示，那段時間，一些高校在少年班辦學上步入一個誤區，過分追求低齡化，聽到這所學校招了個13歲的孩子，那所學校就招一名11歲的孩子大肆宣揚。“那么多人力物力放進去，對整個教學改革卻沒有什么大的幫助，無疑會走進死胡同。”
程藝告訴記者，當時他曾拒絕過一個9歲的孩子。“父親牽著孩子，在校園里跟在我后面。父親的手里還拿著一摞孩子在各種競賽上獲獎的證書和報紙上發表的報道。我跟父親講，我相信你的孩子很優秀，但他現在不宜進大學，應該讓他享受他這個年齡該擁有的東西。”在程藝的勸說下，父親帶著孩子回去了。回想起多年前的這件事，程藝堅信當時的拒絕是對這個孩子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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