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女兒的“兩代”大學畢業證
1977年，在期盼和準備許久后，徐桐于恢復高考的第一年考進了心中理想的大學，進入象牙塔，當年他是全村唯一一個大學生，全村人都來到家里祝賀，“喜悅、激動，還有意外，都攪在了一起，說不清啥滋味，樂傻了。”徐桐如此形容當時的心情。大學畢業后，徐桐當了一名教師，每當看到一批批學生通過高考，走進大學，徐桐都感慨非常，尤其是在近三十年后，他的女兒也順利從大學畢業了，徐桐感嘆道：“我們那時候上大學真是個難，現在孩子要幸運也幸福得多，實現理想的機會也更多。”
1977年
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被窩里看書
徐桐是沈河區教師進修學校的一名科研員，他也是我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想起那個時候考大學，“可不容易！”出生在普蘭店市雙塔鄉彭屯村，徐桐1973年考上了高中，但因為家庭的富農成分，他沒能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走進大學。
拿起鋤頭，徐桐和父輩們一樣走進了田地，種地、插秧、干農活，“但我一直在復習，書本沒扔下。”
現在老家里很多人還記得，當時干活時，徐桐是最不專心的一個，他把書本背在身上，得空兒就看書。每當這個時候姐姐就說他：“看書有啥用，也不能讓你上大學！”
徐桐從小就有個愿望，那就是當老師，“那是我的終極目標，說啥也不想放棄。”他總是想，自己要是一直不放下書本，就有機會被學校選上。
“那時我寫了三份申請，想到鄉里的小學，可是都被退了回來。”以為自己就要在農村呆一輩子了，“直到聽說要恢復高考！”徐桐說。
1977年，對于徐桐來說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他開始積極地準備高考。“和現在孩子不一樣，我那時手里就一本借來的參考書，白天干活沒時間看，就晚上貓在被窩里用手電筒看，一直這樣堅持。”
1982年
拿到大學畢業證 等于有了穩定工作
考試那天，徐桐帶了一枝鋼筆、步行一個多小時，來到考場。
那一年，鄉里上千人都參加了高考，只有四五個人考中，他正是其中一個。現在想來，“因為考試前不抱太大希望，也就沒什么壓力。”
成績公布時，徐桐還在場院里收拾玉米稈，“哥，你考上了！”妹妹的一句話讓他樂得直蹦高，“也不知道哪來的勁兒，我一下就翻過了大墻，然后連跑帶顛地回到家。”
路上知道消息的人們都為他鼓掌，徐桐說當時的感覺就像中了狀元一樣。“現在孩子考上大學已經習以為常了，當時來說可是全村的榮耀。”后來，全村人都來到徐家祝賀，父親還請來了老師，包了餃子謝師。
徐桐考上的是錦州師范學院化學系，錦州師范學院現在更名為渤海大學。1978年3月1日開學，他背著一個行李卷就去上學了。“當時系里只有兩個班，72個同學，一年的生活費才花了60多塊錢。”徐桐說。
1982年，徐桐領到了大學畢業證。
在徐桐家里，記者看到那是個巴掌大的小紅本，封面上印著燙金字，徐桐說：“30年前，一個大學生手里拿著畢業證，這就等于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果然，徐桐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沈陽市第十七中學教書，實現了自己做教師的愿望。
1999年
孩子能否上大學 我們已不再擔心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徐桐都在中學度過，看著一批批學生參加高考。“八十年代，不管學生還是老師，都非常重視高考，那時沒有擴招的說法，錄取率很低，就是大伙兒一起擠獨木橋，過去了就是成功。”
徐桐記得當時“落榜”這個詞對考生來說是極大的打擊，“意味著學業這條路不通了。”一些落榜生還會來找徐桐談心，“確實很難過，我都陪他們傷心。”
相對來說，徐桐覺得后來的學生自主選擇面已經大了很多。1994年，全國37所重點院校試行并軌制收費，大學生可以花錢讀書。1999年，高校在全國第一次大規模擴招。那一年，徐桐的女兒徐超剛上高中，“應該說我們不擔心孩子上不了大學，大學文憑是必備的，我們在意的只是上哪個大學。”
2006年
大學生活豐富了 鍛煉能力最重要
2002年，徐超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和她同班的高中同學也都順利上了大學，“算是順理成章的事。”女兒開學時，徐桐幫著整理行李，“她行李可不少，書啊，本啊，錄音機，臺燈……快要把家都搬去了。”
徐桐在大學的課外活動是去農場干活，勞動鍛煉。相比起來，女兒徐超的大學生活豐富多了，“參加各個社團組織的活動，做社會調查，參加社會實踐，做的事兒很多。”而說起對高考的回憶，女兒徐超就沒有像父親那樣有深刻的記憶，“像作文題什么的，現在都記不太清了。”
2006年，女兒徐超大學畢業了。
看著女兒的畢業證，徐桐笑了，“像本書似的，有我的畢業證兩個大。”除了畢業證，女兒還考取了計算機證、外語證、普通話證等多個證書，“這和我們那時候又不一樣，他們學的東西更多。”
對于徐桐來講，高考改變了他的命運，大學學習更是決定了他一生的事業方向。女兒也是這樣想的嗎？“我覺得從大學里學到更多的是一種學習和適應的能力，憑著這種能力我可以做的事情還是很多的。”女兒徐超笑著說。 (記者 王芳 攝影 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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