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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除了日復一日拼命地實驗和幫導師帶好師弟師妹們外，賈超比很多同學多了一項事情，就是兼職做家教和代課。
來自農村的他，每月生活費除了那不變的258元國家補助和導師給的不到300元的補貼外，別無其他。而學校食堂的菜卻是一漲再漲，“以前研一的時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現在是一塊二。”
然而，今年老板不讓出去做兼職了，實驗室又太忙，沒有精力，就放棄了兼職。所以，“這學期我有的一點點積蓄，都是上學期瞞著導師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導師相比，副校長的項目更讓人“羨慕”。 “其實他人穿著非常樸素，也不開車。但他拿到的科研經費相當多，一般都是幾千萬規模的課題，和冶金相關，因為冶金是我們學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長攬入懷中的課題涉及面很廣。“如果是能源的項目，他就從化工學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項目，那就得從生物科學院找人。所以，他的學生幾乎是遍及學校每個學院的，算下來60個學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實驗室里負責的也不止他一個人，還有他的幾名助手，都是他培養出來的博士。 “他的學生都是批量生產的。每次帶出去活動，都得包好幾輛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就讀環境專業的博士生王音說，目前急功近利的學術體系催生了“項目型”導師和“項目型”博士群體的壯大。盡管在重點大學，對導師和研究生從事商業項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嚴格得多，然而單是國家項目的壓力就足以將博士生的研究沖動抹殺。處在生態鏈最底層的博士研究生其實無力改變什么，只能坐等學術環境的改善。
王音告訴記者，國家的重大項目多到這所大學的導師都應付不來，他們沒時間也沒精力外面兼職做項目。導師拿到的項目都上報學院，之后學院從項目中提成其中8%，而項目組所用學校的資源和學生都全部免費，并且還給項目組成員發工資。
“導師也沒必要外面偷偷接項目和在外面租辦公室。他們要想晉升或申請到更大的項目，也要憑此前上報的項目成果。”他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