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前，金融危機橫掃亞洲，慘痛的經歷至今仍讓遭受苦難的近鄰們記憶猶新。那些恐懼的記憶也讓當時幸免于難的中國時時警醒：我們如何通過對金融體系的堅定改革來避免這樣的金融危機？
十年之后，我們眼前是似曾相識的錯覺嗎？對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期，日元利差交易的橫行，以及成千上萬億美元國際游資四處游蕩……這是不是表明下一場金融危機正在醞釀？回顧十年，史為鏡。
本報記者 李利明 袁朝暉 王延春 申興北京、香港報道
1997年7月2日，曼谷。在經歷了一個小時的閉門會議之后，泰國銀行對外宣布，泰銖不再盯住美元，實行浮動匯率制。隨后，泰銖狂瀉18%！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泰銖的貶值開啟了一個連鎖反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相繼陷入危機，當年年底韓國也放棄了對貨幣的保衛……這場危機1998年襲擊了俄羅斯盧布，1999年襲擊了巴西瑞亞爾，隨后蔓延到阿根廷和土耳其。
1998年，洪水沒有沖開中國的堤壩，一場持續十年的金融改革在中國拉開了序幕。
十年過去，假如危機再次來臨，中國是否可以安然？十年之前，中國因為資本賬戶沒有開放而成為避風港，現在，面對升值壓力和金融開放的呼聲，面對泛起的股市泡沫，中國又將如何選擇？
把脈中國
金融危機會在中國發生嗎？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說：“我認為金融風暴現在的風險基本上是零。”
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幾年中，面對同樣的問題，悲觀的看法似乎更多一些。不僅海外人士危言不斷，稱 “中國即將崩潰”，即使在國內，一些學者面對銀行業高達幾萬億的壞賬，也是憂心忡忡。
1998年4月，時任高盛 (亞太)首席經濟學家的胡祖六即曾表示，銀行部門并非只是這場金融災難的壯麗犧牲品。人們忽視了銀行自身在這場金融風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亞洲金融危機主要表現在貨幣或匯率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外債危機，而這兩大病癥都可追溯于這些國家早已潛伏的銀行危機。
他說，薄弱的銀行體系潛伏了金融不穩定因素，是中國經濟的巨大隱患。在他看來，中國金融秩序極其混亂，銀行業積累了巨額不良貸款，金融風險相當嚴重。
1998年，就在陷入危機的亞洲國家拼盡全力要將整個國家拉出深淵之時，在中國，一場浩大的金融業拯救和改革工程拉開了序幕。
中國人民銀行建立大區行體制、國務院證券委和中國證監會合并成正部級的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成立，中國金融分業監管的體制開始形成。在分業監管體制開始形成的同時，金融業開始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
中國財政部發行2700億特別國債，并注資四大國有銀行，1.5萬億不良資產被剝離。中央高層對國有銀行改革制定了 “三步走”的戰略。
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也積聚了極大的金融風險。1998年起，央行開始排雷。當年，國務院和央行相繼頒布了 《防范和處置金融機構支付風險暫行辦法》等7項規定，加強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
從1998年起，央行相繼關閉了一些有問題的金融機構。從1999年開始，央行對信托投資公司進行第五次清理整頓。同時，央行和地方政府合作，動用大量資金化解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的金融風險，妥善解決農村 “三會一部”導致的金融混亂。
入世前夕，著名華人經濟學家錢穎一和黃海洲向有關領導人遞交了一份報告 《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金融的穩定與發展 》。報告警告說，中國加入WTO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最嚴重的一種風險很可能關系到中國金融行業的穩定和發展。
這份報告受到了高度重視，并對金融改革決策產生了相當影響。2002年2月5日，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此后五年間，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啟動，經過注資、股改和境內外上市，除農行之外的三大銀行的金融風險都得以成功化解。三大銀行漂亮的年報標志著中國金融業最大的風險隱患已經消除。
官方的說法更有權威性。2005年10月，央行首次發布的 《中國金融穩定報告》稱，中國金融機構的改革和發展取得重大進展，金融體系的風險得到及時處置，中國金融總體穩定。
2007年1月19日，在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從五個方面闡述了過去五年來金融業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金融業迅速發展壯大；金融改革邁出重大步伐；金融各項功能進一步發揮；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穩步擴大；金融監管和法制建設明顯加強。
這讓人想到了1997年的11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力爭用3年左右的時間大體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顯著提高金融業經營和管理水平，基本實現全國金融秩序明顯好轉，化解金融隱患，增強防范和抵御金融風險能力。
本報據統計資料計算，從1998年至2005年末，中國為了保持金融穩定，大體上投入了3.24萬億元的成本。
泡沫風險
危機是否會以另外一種方式來臨？進入2006年，這樣的擔心開始在中國學界出現。一些學者擔心，中國樓市和股市泡沫的膨脹，很可能將中國拖入另一場危機，那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所經歷的 “失去的十年”。
1998年，日本著名學者竹內宏在 《日本金融敗戰》中這樣描述：由于股票價格不斷上漲，日本的股票價格相當于美國的7倍以上。購買股票失去了分紅的意義。買股票完全是出于對股票漲價的期待，股票價格已經漲到難以上漲的水平。
另一方面，商業用地和住宅價格暴漲。日本的土地總值達到美國的2倍，東京千代田區的土地總值可以與加拿大相匹敵。
2003年以來，中國房價在政府持續的調控中仍然不斷飆升。在經歷了數年熊市之后，股市也開始高歌猛進。僅2006年一年，上證指數上漲了123%，2007年不到半年，股指上漲幅度也在50%左右。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說，以資本市場而論，從整個宏觀角度來講中國正處在日本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況。
法國巴黎證券董事總經理陳興動也為最近看到的情形擔憂。很多股民熱衷于炒權證，認沽、認購炒得不亦樂乎，但是， “玩認沽權證是非常危險的，太可怕，是在博傻啊”。他說， “如果中國爆發危機，很可能是由于外部因素傳導給內部而爆發的危機。”
一旦泡沫經濟崩潰，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如同被一種強大的力量推動一般，急速持續下滑。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一旦急劇下跌，在跌到適當水平時，本來應該有購買者出現，但是，由于大部分企業因房地產價格暴跌而陷入經營危機。另外，從事股票投機、通過 “特金”和基金信托運用資金的企業也受到致命打擊。因此，即使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暴跌，也沒有購買者出現。
在個人投資者中，不少人通過投資信托或股票投資獲得了投資利益，但是，隨著泡沫崩潰，這些利益瞬間化為烏有，使他們蒙受了巨額投資虧損。在泡沫經濟時期，很多人期待將來工資增加和地價上漲。他們從銀行借了遠遠超過收入能力的貸款，建設了住宅。但是，即使把房子賣了，現在的資產價值也已經降低到不足借款額的一半。他們掉進了借款地獄。
但是，在中國，仍然有很多房地產業界人士聲稱房價還要漲十年，證券行業人士則聲稱，中國股市的十年大牛市剛剛開始。
2003年以來，央行和銀監會一直積極采取措施抑制房地產貸款的過快增長；今年以來，央行、財政部和證監會紛紛采取措施抑制股市泡沫的膨脹，銀監會也對銀行貸款違規進入股市和房市進行了處罰。但是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表示，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的根源是匯率問題。
龔方雄一直認為，日元有很大的升值壓力，但是日本大藏省一直不讓它升值，壓了好長時間以后才通過廣場協議，突然讓日元急劇升值。在升值過程中，日本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出現并加劇，最終在1990年代初泡沫破滅。
這就是日本泡沫之鑒。
可為之事
亞洲各國先后遭遇金融危機，中國并沒有先天免疫力。經濟學家徐滇慶認為，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依賴著三道防火墻：高儲蓄率；相對封閉的銀行體系；人民幣不可兌換。這三道防火墻在未來兩年內都要發生變化。
他說： “這些不可阻擋的變化一旦發生，說不定在什么時候就會導發一場金融風暴。翻一次車，遭遇一次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可能面目皆非了。”
在今年1月舉行的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也提出了警示。他說， “從國際上看，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資本流動規模不斷擴大，金融創新日新月異，金融對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作用與影響明顯增強。同時，國際金融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外部金融動蕩對我國金融業沖擊的可能性加大。”
一位資深金融界人士說，中國融入金融全球化，將對金融穩定帶來重大挑戰，這就是中國如何成功應對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挑戰。
1996年底，中國實現了經常項目的可自由兌換，時任央行行長的戴相龍宣布，中國將在2000年底之前實現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但是，亞洲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進程。
1998年10月3日，戴相龍在24國集團部長級會議上說，從長期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有利于一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但其推動過程必須有序而謹慎，不可一蹴而就。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穩健的金融體系、完善的法規制度、嚴格的金融監管措施和對投機資本的合理規范應成為資本賬戶開放的先決條件。
十年之前，中國因為資本賬戶沒有開放而成為避風港，現在，面對升值壓力和金融開放的呼聲，面對泛起的股市泡沫，中國又將如何選擇？
近十年過去了，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尚未提上日程。金融界的一位權威人士說，他已經向央行有關負責人提議，盡快考慮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問題。香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認為，中國資本項目現在已經可以慢慢開放，而且已經在進行的QDII和QFII是非常重要的指標，現在是個好的時機。
目前看來，資本項目開放的先決條件中國都已經基本具備，但是，從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方面，中國需要做很多事情，首要就是盡快建立人民幣交易的期貨市場。
日本東京大學的伊藤 (TakatoshiIto)教授研究發現，在2003年1月-2004年3月，為了阻止日元升值，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銀行在芝加哥期貨市場賣出35萬億日元，買進3170億美元。他估計，這樣的公開操作至少損失了幾百億美元，因為日元的期貨市場不在日本境內，只能通過芝加哥期貨市場進行交易。
資深金融專家黎江和黃文治認為，如果中國不趕快采取一些積極政策的話，可能就會重蹈日本銀行所經歷的一些情況。他們建議，在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之前，趕快建立起人民幣交易的期貨市場，而不是像日本那樣通過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去干預匯率，這樣就把人民幣的定價權放在中國自己手上。他們認為，這個機會也就在兩三年之間。
這兩位專家說，如果失去了這個機會，央行將來想影響匯率的時候，就只能像日本銀行那樣，通過芝加哥期貨市場去操作，那個時候成本將非常高。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不久，黎江向國內一家證券交易所提議，建立起監測系統，從而能夠發現哪些交易違規。他得到的答復是：誰違規我們都知道，通知公安局把他們抓起來就行了。他的疑問是：這樣的金融基礎設施，能夠應對突如其來的金融沖擊嗎？
黎江最擔心的是，我們的金融系統由于基礎設施落后，在遇到金融危機時突然發現自己束手無策，就像泰國當時那樣。他認為，在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納入議事日程之時，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更要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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