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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隨時能見到這種吸煙人群圍著垃圾桶的景象。
30年煙民減半成為中國吸煙率最低城市 立法執法獨立嚴苛控煙成果矚目
從2007年到2010年5月31日,特區政府衛生署控煙辦公室共收到公共場所吸煙投訴56000多宗,派出執法人員巡查55000次,上庭檢控達15000多次,罰出定額罰款4600多張,每張罰款5000港元
熙熙攘攘的香港銅鑼灣街頭,任何外地游客都可以試試——或佇立路邊,看能否“抓”住一個手拿煙蒂的香港人;或守在垃圾箱旁,數數有多少香港人吞云吐霧。
在推行一連串嚴苛的控煙法例背景下,香港留給吸煙人群的公共空間,可能已縮至露天的“不到幾塊階磚之地”。在近三十年中,香港的吸煙人口持續下降,15歲以上人口中吸煙人口所占比例從1982年的23.3%大幅降至11.8%。
而近日,由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牽頭發布《控煙與中國未來》報告稱,中國在簽署《國際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7年中,控煙履約績效得分很低,位居參與成員末尾。
同為簽約成員,行政監管與經濟杠桿博弈、立法執法破局難、煙草文化根深蒂固……這些控煙進程中無法避開的老大難問題,香港同樣感受深切。
這片從上個世紀80年代就下定控煙決心的彈丸之地,已成為當代控煙城市標本。請隨本報記者的深入走訪,解密香港30年持久控煙戰。
禁煙成功關鍵在于執法
法律制定得再嚴苛,如果缺乏積極執行力,法律也成為一紙空文。內地不少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都頒發過地方控煙條例,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法律是法律,但現實仍然陷入的尷尬。
在林文健看來,能否有效執法,法例本身的可操作性很關鍵。而且在執行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保障,如財政投入,授權執法等。
2010到2011年度,香港政府對控煙的財政投入約8700萬港元。這是一個內地城市政府望塵莫及的數字;而打造精準到位的執法隊伍,更是香港的創舉。
從2007年開始,香港的禁煙執法主要由衛生署專責成立控煙辦公室和香港警務處合力執行,目前共有執法人員99人,基本由大學本科以上的高學歷水平人員擔當。
然而,這些“控煙督察”絕不能僅是“秀才”。香港衛生署新聞發言人張志民告訴記者,專職控煙督察都需要接受由香港警務人員提供的專業培訓,以應付日常執法及可能遇到的困難,必要時還會得到香港警察撐腰.
雖然執法隊伍主要來自衛生部門,但是香港衛生署卻深知,這個“硬骨頭”必須通過跨部門合作實現,張志民說,在2010年9月推出的吸煙罪行定額罰款制度下,香港多個政府部門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衛生署及房屋署的獲委任人員,都可在其管理的公眾場所法定禁煙區內向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告票。“這一新措施,大大增加了控煙執法人員的數目,進一步加強了控煙的執法效力及法例的阻嚇性。”
“要控煙,任何一個城市都有它本身的優勢和劣勢。香港自身沒有煙草生產行業,但這并不代表會減少相關的阻力。回頭看只能說‘日子有功’。”
從2001年就開始投身控煙工作,成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成立23年以來首任女性主席的劉文文,這樣總結專屬香港的一部控煙史。
鋪路
一朝禁煙幕后運功卅載
香港控煙措施引發人們注意,最早從2007年開始。根據修訂的香港控煙法例,從這一年的1月1日開始,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全面禁煙。而內地被普遍詬病的正是斷定失約于這一行動的承諾日期——4年之后的2011年1月9日。
在2006年香港立法會通過香港控煙法例《吸煙(公眾衛生)條例》目前為止最后一次修訂之后,從2007年至2010年,香港的控煙行動走過了力度最大、速度最猛的四年——禁煙范圍從室內到室外,室外又從“有蓋”空間到露天空間;執罰金額從向違例人士發傳票由法庭判定,到直接由執法人員現場開具5000港元的定額罰單。
這些目前在全球都走在領先位置的嚴苛措施,全部發生在這禁煙浪潮波瀾壯闊的最近四年。截至目前,這些在很多人眼里看起來有點“不近人情”的做法,卻無一例外地都得到了順利推行。
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控煙辦公室前主管林文健透露,2007年底該辦公室做過調查,90%以上的餐館都遵守法律,96%的市民遵守禁煙規定,2010年調查顯示就連在酒吧和公交車這種比較難禁的地方也有70%~80%的支持率。至于罰款,“從2007年到2010年5月31日,該辦公室共收到投訴56000多宗,派出執法人員巡查約55000次,上庭檢控達15000多次,罰出定額罰款4600多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