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社會，“兩腿”都要長
“我們歷來是主張兩條腿走路的，現在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這是走不快的。”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陸學藝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如是說。他說的"長腿"指的是"經濟"，"短腿"指的是"社會"。
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達到3000美元。根據世界發展進程的規律，在人均GDP處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關鍵階段，也往往對應著社會矛盾最為嚴重的時期。用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常說的話來概括，是"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會倫理需要調整重建"的關鍵時期。
在這個階段，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產業之間以及占有資源不同的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還會拉大，而隨著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種利益關系日益復雜，如果處理不當，就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都在這一階段出現了經濟停滯甚至社會動蕩。
在這個階段，社會消費升級日益多樣化，與此同時，人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體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新舊體制、機制的銜接又不及時、不到位，就有可能產生社會無序、行為失范等問題。
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已經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定、快速發展。如果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適時地轉化為二、三產業的職工和城市居民，農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購買力就上不來，內需也就擴大不了，二、三產業的發展也就快不起來。公共服務不能普遍惠及廣大群眾，就會滋長不滿，引發諸多的社會問題。接受采訪的專家紛紛指出，現在是到了強調社會發展，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時候了！
不協調的五大表現
經濟的發展不等于社會進步。陸學藝認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之處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經濟發展了，經濟結構調整了，但社會結構沒有相應地調整過來。社會結構包括的面比較廣，有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階層結構等等。我國工業化水平已達到中期階段，但城市化率處在較低的水平，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城鄉關系嚴重失衡，阻礙了第三產業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也直接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二，經濟發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社會事業沒有相應的發展，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僅以教育和衛生事業為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績，但是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還不理想。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國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
我國的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城鄉之間分布很不平衡。據衛生部的資料顯示，87％的農民完全是自費醫療，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十分嚴重。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的《世界衛生報告》中指出，全世界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排名，在"財務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為第188名。這同我國經濟實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實在不相稱。
第三，社會管理相對落后，各類事故頻發，造成人、財、物的莫大損失。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有現代化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還要有現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硬件"要現代化，"軟件"也要現代化。許多城市遍布高樓大廈、豪華賓館、寬廣平坦的馬路、各種名目的廣場，鋪草坪種大樹，硬件都相當現代化了，但就是社會管理跟不上，存在著交通擁堵，兒童上學、老年人就醫困難，環境臟亂差，空氣污染等問題。
第四，社會事業的管理體制落后。我國的各級各類學校、科研院所、文化單位、醫療衛生機構等事業單位大多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運行，機構龐大，人浮于事，規章制度僵化，運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務質量差，人民群眾很不滿意。
第五，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協調。我國是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多，現在又處于社會轉型、經濟體制轉軌的階段，結構性失業和技術性失業等多種因素導致就業形勢十分嚴峻，這將是今后一個較長時期里困擾我們的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如何邁向協調之路
如何實現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關鍵是從當前最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
第一，從根本上講，解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長短腿"問題，要靠國家和地方政府擴大對社會發展方面的投入，改變目前政府投資偏重于經濟建設而對社會事業偏少的格局。積極向科技、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領域傾斜，向生態環境保護傾斜。
第二，國家這只"有形的手"必須發揮作用，從加強稅收等方面的"二次調節"，解決地區之間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應該成為今后社會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的核心。
歷史經驗表明，在社會中間階層規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分配差距比較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一般都不會很大，這樣的社會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中國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之中，社會階層結構也在不斷地變遷。目前還有近60％的農村人口、50%的勞動力以務農為主。與此同時，我國社會中間階層規模較小。能夠納入中間階層的就業人口所占比例僅為18％左右，與西方國家的40％還有不小的距離。
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資源的制度設置。從近期看，社會政策創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資源。而其中最為有效的操作平臺，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資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會成員尤其是困難群體的競爭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訓政策。教育是促進經濟增長、矯正各種不公平的起碼條件，是保證社會的機會相對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設置。
第四，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為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還要注意全面構建現代化的社會管理體系，積極構建"中國社會穩定預警系統"。社會穩定預警系統，就是要科學、定量、實時地診斷、監測并預警社會穩定的總體態勢。這個系統之于社會的作用是什么呢？形象地說，就是在沒有"起火"之前，通過一系列指標的監測，發出警示；而現有的系統像消防隊一樣，必須等"起火"了才能出場。目前，美國、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相應系統，監測全球或區域的穩定狀況和動亂熱點，分別為其戰略決策、安全體系、外交政策、經濟發展、政策后效評估、危機綜合對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務。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社會穩定預警系統的研制和運行十分必要。
第五，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減輕就業壓力。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在2004年"社會藍皮書"中有一連串讓人心感沉重的數字：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城鎮登記失業率逐年上升，1995年為2.9%，1999年為3.2%，2001年為3.6%，2002年為4%，2003年很可能達到4.5%，登記失業人數將超過700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繼續增加，2003年6月底，下崗職工達464萬人，而再就業率則逐年下降，1998年為50%，1999年為42%，2000年為35%，2001年為31%。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增加，2002年進城鎮務工經商農民達9460萬，現在還呈增加的趨勢。
就業是民生之本，經濟和社會要協調發展，必須高度重視就業問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認為，這有賴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為此要正確認識勞動密集型產業與資本密集型產業之間的關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投資增長與擴大就業之間的聯系被大大削弱了，經濟高增長、資本高投入并沒有帶來較高的就業增長。當時我們走的是一條資本密集和資本深化的工業化道路，全國少創造了上億個就業機會。
真正化解就業問題，除了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還須進一步改善就業環境和采取適當的政策支持。專家們建議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勞動管理、戶籍制度和社保體制改革，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加強對勞動力市場收費，拖欠民工工資等專項檢查。二是把增加就業作為考核干部政績的重要指標之一。各級政府要努力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建設一些既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又能增加較多就業的資源開發、生態建設和公共設施建設工程。大力開發公共衛生、城市環保及社區服務等就業崗位。三是采取減少國有房屋租金或給予適當的房租補貼及降低其他有關稅費等辦法，鼓勵個人和家庭從事小商品、飲食業、市場中介服務業。四是鼓勵非政府非盈利的社會服務機構的發展，重點發展教育培訓、公共信息服務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導和鼓勵社會各類服務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進一步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限制，在投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給予支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拓寬社會就業渠道。
只要我們真正提高認識，充分注意經濟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意義，經過努力，我國的經濟社會一定能夠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記者 顏彥 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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