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歲的梁欣幾年前跟隨搞建筑的父親從遼寧海城到了北京。離開老家那天，梁欣偷偷跑到姥姥家與媽媽道別。“我和媽媽待了一整天，也沒開口告訴她第二天和爸爸來北京的事，因為我怕她給我錢，她的生活也不富裕。”14歲的梁欣比同齡孩子更加懂事。“到北京后，我給媽媽打電話，說我到北京了，媽媽在電話里埋怨我，說早知道給我些錢，你看，我猜得沒錯吧！”梁欣因為順利地給媽媽省下了錢，有些驕傲地笑了。

“和爸爸在北京，沒有在老家開心。爸爸在工地上特別忙，連和我一起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上次舅舅過來，說好一家人去吃飯，結果剛吃一會，爸爸就被電話叫走了。”

梁欣的班主任張勇說，梁欣和其他同學相比，更能為他人著想。心情不好的時候，她會到畫室獨自畫畫，可惜的是，梁欣的父親沒有留意到孩子這方面的天賦。“我經常找梁欣談心，她也和我說過，最希望爸爸在‘六一’兒童節送她一套彩色畫筆，但她卻不敢和父親說。這些打工子弟不像城里的孩子，被家長們視為掌上明珠，他們的父母都要為生計辛苦，哪里顧得上孩子？但是，越是漂泊的生活，孩子們幼小的心靈越是需要關心。”張勇說。

梁欣在自己的作文中寫道，“每次過‘六一’兒童節都是平淡無奇，因為爸爸、媽媽離異，我每年過兒童節都是一個人。別的小孩都有父母陪著玩，只有我孤零零的。每到‘六一’那天，我就畫畫。記得幾年前的兒童節，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向爸爸要一套美術用具，可爸爸卻把我罵了一頓，說‘要那些沒用的東西干什么？’我沒有哭，因為我知道他會這么說，我非常平靜地接受了。”

“媽媽，又一個‘六一’兒童節到了，我再也不會讓您帶我去玩了。我是個大孩子了，我懂事，我會陪您一起分擔”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共同的學習目標走到一起，隨著父母工作的變動，我們曾經漂泊、轉學，如小小的蒲公英飛向東、飄向西……”

“我今年14歲，過了很多‘六一’兒童節，最難忘的是去年的‘六一’。那時候，家里做小買賣，媽媽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一兩點鐘。去年‘六一’，看著別的小朋友都有父母陪伴，我也顧不得媽媽有多勞累，讓她帶我去玩。到了游樂園，我蹦蹦跳跳地跑著，只顧自己開心，沒注意媽媽憔悴的面容。‘這有人暈倒了！’一位大媽喊著。

我突然發現媽媽不見了，便向人群跑去，看見媽媽躺在地上。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媽媽被送到了醫院。”

“醫生說，媽媽是因為血糖過低暈倒的。媽媽，對不起，都是我不好，您那么辛苦賺錢讓我上學，我卻不懂事讓你帶我去玩……媽媽終于醒了，看見我又紅又腫的眼睛，心疼地流下了眼淚。媽媽說，我們來自外地，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只要我好好學習，才會出人頭地。媽媽帶著我從浙江到北京打工已經3年了，為了養家糊口，她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媽媽說，‘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沒有城市人那么好，但夢想的實現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和奮斗。’學校老師也教導我們，要學會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因為自知者明，自強者勝。我們要為使自己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公民努力學習，規范自己的行為，讓我們肩負起自己的責任，讓我們用每天的言行鋪就健康成長的道路。用勤奮搏取成功，讓自信、自強、自立戰勝一切困難，為將來承擔我們的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做好準備。”

“媽媽，又一個‘六一’兒童節到了，我再也不會讓您帶我去玩了。我是個大孩子了，我懂事，我會和您一起分擔。”

———摘自蒲公英中學初二(4)班潘雪(化名)的作文

“讓他們有快樂的童年，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據有關數字顯示，至2005年底，北京有打工子弟學校400余所，其中49所打工子弟學校已被審批為正式民辦學校，北京市外來流動兒童少年已增長至38.3萬人。

與北京其他打工子弟相比，在蒲公英中學上學的孩子能得到相對好的教育，這里寬敞的教室、標準化的物理、化學實驗室是其他打工子弟學校望塵莫及的。那些至今沒有名分，不能給學生辦學生證、畢業證的打工子弟學校，在教師溫飽都是問題的情況下，誰還能想到給孩子們過一個“奢侈”的六一兒童節？

蒲公英中學的心理輔導員孟繁榮介紹：“打工子弟的可塑性很強，但他們需要好的引導方向。你教育他好，他就好；你教育他壞，他就壞。這些孩子在心理上、為人處事上比城市的孩子更單純，但潛意識里，卻更自卑。他們總認為自己處于一種漂泊狀態，是邊緣群體，小小年紀就隨著父母四海為家，心靈上或多或少存在不穩定因素。很多事大人承受得了，而孩子不能。這種從小落下的心理陰影，會影響他們一生。我建議全社會共同關注他們。”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指出，貧富差距是導致打工子弟心理自卑過大的主要原因。讓他們有快樂的童年，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據工人日報；于淼)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