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空間結構規劃圖(2004年—2020年)。
在人們的心目中，北京與眾不同。
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世界著名古都，現代國際都市——沒有哪座城市，像北京一樣，匯聚如此多重的功能，承載如此多元的期望。
胡錦濤總書記在視察北京工作時指出：“北京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較好，完全有條件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希望北京“在改革發展穩定的各個方面都努力走在全國的前列”。
面對殷殷囑托，北京在思考和選擇自己的時代座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說：作為首都，在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征程中，核心問題是打造一個新北京，成為“首善之區”。
全國在看，世界在看：新北京，新在哪里？
從定位之爭到規劃之變，新思路破解發展困局
在半個多世紀的現代化建設中，北京人的心頭，始終縈繞著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北京是什么？
表面看，北京定位明確。搞好“四個服務”：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服務、為日益擴大的國際交往服務、為國家教科文衛事業的發展服務、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務。
現實中，北京的坐標總在游移。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受命“由消費城市向生產城市轉變”，隨后又計劃建成全國的工業中心、經濟中心乃至“包攬一切的萬全中心”。北京，就在這說不清、大而全的定位中發展著、也困惑著。
地位特殊，定位模糊，使北京聚集了超常“人氣”。到2005年底，北京戶籍人口和暫住人口1538萬人，城市中心區每平方公里近3萬人，密度遠高于國際上其他大都市。北京新進人口以每年35萬人的速度增長著，相當于一年添加一座中等城市。
人多，北京無可怨尤：全國人民的首都，不論誰來，北京都歡迎。人多，北京無可奈何：大家都來，北京怎么辦？
人口激增使北京深陷“大城市病”：水、能源、土地奇缺，交通吃緊，污染加重。干旱加上沙塵暴，讓北京常常“灰頭土臉”。市發改委主任丁向陽感嘆，北京是在以有限的資源和環境應對著無限的需求。
更何況，北京還有3000多年建城史、850年古都的深宏文脈。幾十年來，北京現代化的步伐，一直在“經營舊城”的有限空間里閃轉騰挪。伴隨著“新”與“舊”的不休紛爭，回望被現代化浪潮淹沒的古都風貌，北京人時常陷入“發展與保護”的兩難境地。
不堪重負，何去何從？
2005年1月20日前后，京城各大媒體濃墨重彩地報道了一個消息：《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出臺。
其后幾天，敏感的媒體用不同方式關注著這個“前所未有的規劃”，其中最集中的報道主題，是“新北京功能定位”。
這幅事關北京今后15年發展的藍圖，第一次把城市規劃拓延到城鄉統籌，第一次把北京定位于“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第一次提出興建新城、調整單中心城市布局、走出以環線擴張的“同心圓”、實現城市均衡發展……
在新的發展觀之下，重新打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新北京的思路豁然開朗——
北京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不去做全國經濟中心；北京要做全國的表率，但不一定拿全能冠軍。
而這只是新北京的“城市戰略”。新修規劃還鮮明突顯了北京市決策者關于“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的構想。第一次將京津冀及環渤海地區協調發展納入視野，強調北京在推動全國區域協調發展格局的戰略調整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成為統籌區域的一大突破。第一次根據世界城市發展大勢和自身優勢，確立“文化”和“宜居”為城市發展的最優空間，打造強化城市品牌，最終在全球舞臺張揚東方文明古都的國際競爭力。
“這意味著北京將自己的未來，置于全國加快發展的大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專家學者分析。
中央評價：這是全國第一個按照科學發展觀編制的規劃，具有示范效應。
自1953年以來，《總體規劃》已是第六次修編。新版規劃的大“取”大“舍”展示了北京市發展思路的戰略性嬗變。市長王岐山感慨，科學發展觀是解決北京當前現實問題的鑰匙，破解了北京為誰發展、如何發展的難題。
從觀念更新到模式轉變，新起點奠定發展根基
在新規劃對北京定位進行劃時代“重構”之后，北京的發展模式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其“標志性事件”是震動全國的首鋼搬遷。
在中國，首鋼不單是一家國有特大型企業，更是產業進步的一個標桿。近700億元的資產總額、逾800億元的銷售收入，這樣的制造業“大戶”，在北京經濟總量中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當北京宣布將首鋼遷至河北曹妃甸，很多地方不理解，很多市民也想不通。
北京市的決策層十分堅決：首鋼非搬不可！建設新北京，必須徹底調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產業，瞄準“高端、高效、高輻射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制造業，搶占產業結構的制高點。
如果聯想起北京工業化的滄桑歷程，80歲首鋼的搬遷，更可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起點。從首鋼決然離去的背影里，各地看到北京發展方向的全新調整；從北京壯士斷腕的決心中，世界看到中國發展思路的科學轉變。
首鋼搬遷，北京還有更深的考慮。讓首鋼落戶河北，是北京的“領跑”之舉。與長三角、珠三角不同，京津冀的區域發展差距較大，更需“新北京”的擔當與帶動，凝聚合力打造中國經濟的又一增長極。
“北京不是不要發展經濟，但今日之經濟已非昨日之經濟”。這樣的眼光，讓北京的視野直逼更大的舞臺。
在京城南端的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總部經濟”悄然崛起。“我們就是要拒絕‘小散低劣’，發展產業集群，吸引大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更好地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張伯旭說。
而京城東北的順義區，正熱切地啟動“臨空經濟”。區委書記夏占義說：“我們擁有中國最大航空港——首都國際機場，這個資源獨一無二。”由此派生的航空物流業、現代服務業、高科技制造業，勾連成臨空經濟圈，意在助推北京、環渤海甚至亞太經濟。
“十一五”開局，北京確定了六大高端產業功能區，使北京的結構調整全方位挺進，增長方式接連出現漂亮轉身。年初以來，服務業占GDP比重超過70%，大大高于全國40%的平均線，接近發達國家首都的水平，而傳統農業占比已到2%以下。全市萬元產值能耗、水耗大幅下降。
這些變化，讓人想起市規劃委主任陳剛的感言：城市規劃融貫著發展理念，改寫著發展模式，左右著發展水平。
但增長模式的轉變，不僅在于改變北京這座城市的經濟結構。在北京市決策者眼里，新北京更為鮮活的靈魂是“宜居城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這才是所有發展的落腳點。
在“京城居不易”的困局之中，“宜居城市”的目標成為最大的民心工程。“首都之窗”網站一項關于“宜居北京”的調查，兩個月內就吸引近萬人參與獻策。北京大學教授俞孔堅評價，“北京提出宜居城市具有革命性意義”。
一個面臨巨大環境資源壓力的特大城市，一個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古老城市，敢于自我加壓主動提出建設“宜居城市”，它所折射的發展觀念之變，確實耐人尋味，而立足于此北京城市建設思路的轉折性調整更令人欣喜——
全市一盤棋，“宜居”先“移居”。“兩軸兩帶多中心”，新北京把18個區縣劃為首都核心區、城市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區等四類功能區，擬建11個新城，有序疏解中心城區產業、人口和功能。
這意味著未來15年，將有數百萬人在中心城區之外另覓居所。新城，是推進城鄉統籌的一著妙棋，為后奧運時期的首都發展埋下伏筆，更將使北京人的時空觀和生活方式不斷“刷新”。
這另辟蹊徑的“移居”，也是對困擾北京城幾十年的“保護與發展”矛盾的解答——
新北京并非棄舊迎新。在走出以環線擴張的“同心圓”之后，北京決策者的設想是，再回到“圓心”，整治、保護好北京舊城，實現歷史文化名城的復興。
如此謀篇布局，不僅顯示了北京市的氣魄與胸襟，也證明了北京市決策者的發展觀并未止于一任、一時、一地。“這樣的新北京建設好了，才算是向歷史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城市規劃學家、兩院院士吳良鏞欣慰地說。
從“文化古都”到“創新之城”，新引擎鑄就發展活力
這兩年，北京的決策者頻頻說到“創新”。
2006年，北京市兩會期間市委書記劉淇在一次23分鐘的發言中25次使用了“創新”這個詞匯。新北京需要新引擎。用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蔡赴朝的話來說北京的最大優勢在于擁有巨大的文化資源和創新潛力“創新之城”理應成為北京的選擇，是北京新一輪戰略構想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中關村的跨越頗能體現北京的深思遠慮。
一直以來，中央對中關村寄予厚望。1.7萬家企業、70萬名精英，中關村的科技智力密集度，全國獨有，世界少見。科技部預測，未來10年我國跨越式發展的8項重大核心技術，中關村有7項領先。中關村研發投入比例，遠高于國內企業平均水平。
但北京的決策者并不滿足。他們算賬：一個LG公司，員工相當于中關村的1/2，產值相當于中關村的全部。中關村產生了“溢出效應”，卻仍應挖掘更大潛力。
這其實也是整個北京創新狀況的縮影。北京的創新型人才占全國1/10以上，兩院院士占全國一半以上，各類高校、科研院所、中央在京單位云集。但行政隸屬的限制和分割，使這些資源優勢并未完全轉化為競爭優勢。
“如果不能實現這兩者之間的成功轉化，北京的發展將盡失先機”。從“文化中心”天時地利的獨特地位，到“創新之城”自主發力的發展目標，北京敏銳地看到了其中的挑戰。
進一步說，這也是中國當前自主創新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夏穎奇直言，“將優勢變實力，政府要做創新的催化劑，而不是‘干擾素’”。
為支持企業創新北京在全國率先建設市場化的科技支撐平臺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資源為中小企業提供成本低廉的試驗、測試、咨詢服務。接著又以大項目為“粘合劑”打破條塊分割，促進中央與地方創新資源整合。
政府的作為，打通了阻隔創新的關隘。中關村步入“黃金時代”，以聯想集團實施跨國并購和一批企業海外上市為標志，中關村高科技企業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初步顯現。北京成長為名副其實的軟件中心、集成電路設計中心、高科技服務業中心、研發中心。這些在國內遙遙領先的高端產業，形成了集群效應和輻射效應，為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提供了全國性經驗。
“建設創新型國家，北京理應主動承擔重任，讓創新資源和成果惠及全國、示范全國、帶動全國，最終是要在世界舞臺上提升國家競爭力。”市委市政府的大局意識，蘊藏深意：在他們心中，創新不僅是科技創新、文化創新，更重要的內核，是政府的管理創新、制度創新。
為夯實“創新之城”的根基，北京找到了一個更適合“文化中心”地位的落點——文化創意產業。劉淇、王岐山親自掛帥，成立北京文化創意產業領導小組：“建設新北京，創新是動力，文化是靈魂。”
這樣的認識，使創意經濟首次成了北京市長顧問會最熱門的話題；最新一屆北京科博會，首次亮相的創意產業占據了展館的1/5……
這樣的認識，也使2005年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超過960億元，占北京市GDP的14%以上，奠定了北京經濟發展“支柱產業”的地位，形成了與其它地區相比的明顯優勢。
在鐘情“創意”的背后，是“文化北京”的深邃眼光和責任擔當，“作為有著悠久歷史的偉大古都，北京要做中華文化的傳播者和弘揚者。”
今夏，北京高考作文題意蘊深長——《北京的符號》。創新與文化，正在成為北京最為可圈可點的城市符號。
從“承辦能力”到“執政能力”，新奧運提升發展后勁
2008年8月8日，正離北京越來越近。
承辦奧運，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件盛事，也是“十一五”北京工作的一件大事。
難得的機遇，催生了舞動的北京：8000多個項目、9000多個工地、1萬來個塔吊、1.4億平方米建筑面積。時間之緊、工程之巨、壓力之大，前所未有。
然而，百年機緣畢竟只有短短17天；百年大計，才是北京的發展核心。新奧運是機遇，新北京是目的。市委市政府最牽掛一個問題：如何通過承辦一屆有特色、高水平的奧運會，把北京的城市和人“提升一個層次”？
不辦奧運，北京的現代化建設步伐似可從容一些；承辦奧運，讓北京所有工作的時間表大大提前，也使北京本有的矛盾愈加凸顯。“大眾參與”的新奧運，檢閱著北京市的承辦能力，更考量著北京市的執政能力。這一點，決策者比誰都清楚。
在大大小小的場合，北京市的領導常常強調一句話，“不能見物不見人”。在他們心里，“以人為本”不僅反映在城市發展的“落腳點”是人，更體現在城市發展的“動力源”是人。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正在于通過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去造就一個氛圍，發掘人的潛力，張揚人的活力，提升鑄就一種新時代的北京文化。這才是北京發展的后勁所在，也是北京軟實力的核心之要。
圍繞著這樣的理念，北京管理者的執政風格大變。過去，外地人常說北京的干部“老大加老土”；現在，北京的城市管理正在變得親和、細膩——
在全國首創城市管理廣播電臺，24小時熱線，“發動1500萬市民幫助政府經營城市”；東城區在全國第一個實行“萬米單元網格”數字化管理，增強城市管理的人性化、精細化。北京第一個取消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借讀費，首批試點城市管理與社區自治相結合的城市管理新體制，激發市民百姓的主人翁意識……
“不能單純計較GDP，要多琢磨社會的和諧指數、幸福指數，更多關注人的全面發展”，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北京各級領導干部加深了認識。
進入2006年，兩件事讓北京市民感受到“北京新政風”。一是元旦期間東三環主路塌陷，管理部門在第一時間告知全體市民；二是順應民意讓沉寂12年的煙花爆竹由禁改限。東城區委書記陳平感慨，目中無“人”，管理就沒有生命，執政就喪失根基。建設新北京，政府要“轉彎”，自身當改革。
始終把關心和服務群眾作為各級領導的第一職責，始終把群眾的評價作為衡量政績的第一尺度，始終把激發群眾的創造力作為推動發展的第一要素。新執政理念下的銳意探索，帶來了北京新氣象。
開局之年，北京的努力，讓“新北京新奧運”呼之欲出。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這座馬可·波羅眼中“最美麗壯觀的城市”還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人們矚目一屆新奧運。
人們矚目一個新北京。（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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