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倫敦到北京 中英霧霾治理的比較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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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中國勇敢地走出這場賭局，那么帶來是中國與世界的雙贏。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小國，比如不丹或新加坡，他們不參加世界的競爭，走自己路的話，世界不會因他們退出而改變，而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的大國，其退出將會影響世界現有的競爭格局。事實上，當代中國已經做出了抉擇，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從世界視角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這是一個中國退出世界惡性競爭，走自己文明之路的重大抉擇。
發展模式的轉型：從GDP最大化轉向國民福利最大化。淡出國際間惡性競爭，就會為矯正國內圍繞GDP主義的惡性競爭創造大環境。最近習近平主席多次談到不能以GDP論英雄，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改進唯GDP的干部績效考核體制。不以GDP論英雄的本質，是要把經濟增長目標從追求GDP最大化，轉向追求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在一個國家的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國民福利和幸福度的提升，是一個包含環境福利、精神福利、物質福利與社會公正、社會互助等綜合福利的發展，這不是純經濟增長能夠滿足的。以滿足國民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導向的經濟增長，可以遏制目前地方政府唯GDP增長的惡性競爭，也可以遏制以犧牲環境、犧牲公平為代價的黑色GDP增長。在國民福利最大目標的約束下，這將是一個不同于西方的低能耗、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這樣一種模式，不是以達到美國人均4萬美元為標桿，而是人均1萬元，但比美國人生活得更幸福的發展模式。
以國民福利和幸福最大化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應有的發展模式。所以，當下在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中國城市霧霾天的深層根源，是我們的城市發展目標迷失的結果。如果不能把城市發展目標轉向新發展模式上來，就會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是成本外化經濟不斷擴展，另一方面是耗費大量社會資源通過立法、建設、管理制度消除經濟增長帶來的霧霾天，如此循環下去，沒有盡頭。
從源頭治理的新變革：生活方式革命。導致能耗與碳排放的源頭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物質產品生產制造過程中的能耗與碳排放；二是消費過程中形成的能耗與碳排放。科學家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發現，消費端的能耗才是造成高能耗、高排放的主要來源。發達國家能耗占全球能耗總量的50％，其中消費領域能耗占總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業能耗不足40％。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1978年建筑能耗占終端總能耗的比例在10%左右，而目前建筑能耗的排放量已經達到了30%。
其次，目前高能耗、高排放居高不下的難題無法解決，還來自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惡性循環的機制。在滿足GDP增長和資本獲利最大的無限增長模式中，為滿足經濟無限增長，就必須有無限消費增長來支撐。在現代經濟運行中形成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為了滿足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消費，而刺激消費是一種超出實際需求的占有消費、滿足欲望的過度消費、滿足面子的奢侈消費。這種病態的高消費又會導致病態生活方式和霧霾天的病態的環境。為了治理病態生活和污染的環境，又會形成新的產業和GDP，如此不斷循環下去結果是：經濟規模越來越大、人均收入越來越高，而高消費帶來的病態生活和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要從源頭治理霧霾問題，單純的外部治理還不夠，需要從改變生活方式著手，改變這種惡性循環。
要使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發展模式落地，就必須同步推進生活方式的革命。從根源解決城市霧霾天，既需要通過技術進步，最大限度降低消費領域的能耗，更需要倡導健康、低碳、幸福的生活方式。十八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為了響應十八大報告及時代需求，應該在生產和生活消費領域進行全方位創新，構建創新體系，建立起生態文明時代新的消費方式、居住方式，從而引領生活方式的變革，從源頭上根治霧霾問題。
發揮中國新后發優勢，充分利用新能源在內生生態文明建設中作用。正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新能源革命，是從根源上破解工業化模式造成能源和環境危機難題的一次革命。目前，國內對新能源的認識，更多停留在新能源帶來的產業發展機遇上，其實新能源給中國帶來的是構建成本內化的生態文明模式新后發優勢：
首先，中國具有利用新能源的低成本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他們已經形成一套成熟的使用傳統能源的體系。要在一個已經成熟的傳統能源體系中，導入新能源，在經濟學上就涉及到一個替代成本問題。當代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初期，尚未形成對傳統能源使用問題體系。在許多領域不存在替代成本，可以低成本直接使用新能源。比如，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2%多，要在未來的城鎮化中利用新能源，可以直接使用，不存在改造舊的導入新的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