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杜法》對大學行使權利的特別限制

對于大學而言，我國大多數輿論和評論普遍都只注意到了“放權讓利”。但事實上，美國大學作為承擔方在選擇保留權利后需要承擔相當復雜、多樣的法律義務。

美國大學作為承擔方需要履行所有承擔方均需要履行的義務。例如，承擔方選擇保留權利后的合同義務，包括及時申請專利權，在專利申請中注明資助來源，向聯邦政府無償提供不可撤銷、非獨占、不可轉讓的實施許可，以及定期報告專利實施運用情況。此外，大學還需要承擔聯邦資助產生發明的實施和運用法定義務，包括第?203?條聯邦政府的介入權和第?204?條美國產業優先。其中，介入權規則明確，在?4?種特定情形下聯邦機構有權要求保留權利的項目承包方以許可方式，授權有能力實施者使用其成果，包括：項目承擔方在合理期限內怠于實施和運用成果、應對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需要、滿足聯邦法令規定的公用目的需求，以及承擔方違反美國產業優先條款。

相對于小企業等承擔方而言，《美國專利法》202條（c）款第（7）項還專門針對大學規定了應當在資助協議中列明的特別義務。該項清晰表明，美國大學即使是在選擇保留權利的情況下，仍然無法自由轉讓受資助發明的全部權利，而只能采取許可他人實施專利的唯一方式。事實上，這就是絕大多數美國大學的技術轉移機構被稱為技術許可辦公室（OTL）的制度原因。斯坦福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上，對于“為什么是許可？”（Why license？）就給出了這樣的說明。因此，OTL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測的高階技術轉移模式，而是美國大學受制于法律限制下“帶著腳鏈跳舞”的無奈之舉。

而通常被認為是《拜杜法》對大學義務的一些規定，如大學應當設立專門的內部技術轉移機構，以及轉化收益比例由發明人、團隊和大學各占1／3 ，實際上都不是《拜杜法》的內容。《拜杜法》從未要求美國大學設立內部轉移機構，倒是《史蒂文森－懷特技術創新法》對于在聯邦科研機構中設立研究與技術應用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ORTA）做出了規定。至于收益比例，所謂的“三三制”不過是美國大學的內部專利政策，絕非美國法律規定。甚至除了中國法律直接規定轉化內部收益分配比例外，其他國家法律中幾乎都沒有類似干預大學和科研機構內部事務、“一刀切”式的硬性比例規定。顯然，大多數套在《拜杜法》頭上的以訛傳訛的講法，不過都是張冠李戴的結果。

讓我們再次回到文章開頭的那篇《經濟學人》雜志的著名評論。《經濟學人》給這篇贊譽《拜杜法》的短評起名為《創新：會下金蛋的鵝》（Innovation’s Golden Goose）。顯然，除了對《拜杜法》是那只“會下金蛋的鵝”的隱喻外，似乎也是在提醒那些希望模仿和借鑒《拜杜法》模式的后來者，那個來自《伊索寓言》中關于人性貪婪的故事——“殺鵝取卵”。《拜杜法》固然可以帶來穩定的制度收益，但卻無法為創新帶來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奇跡，任何急功近利、涸澤而漁的貪婪和功利最后都只會為創新帶來巨大的制度性災難。（作者：肖尤丹，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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