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層次科普人才培養現狀與主要問題

高校是人才培養的主陣地。近?30?年來，科技傳播已成為世界多所大學的一門教學和研究學科。科技傳播作為一門學科的地位時有爭論，但其研究生學位課程和該領域的博士研究成果仍在增加。近年來，在國家相關政策的引導下，我國已有十幾所重點高校明確設立了科技傳播、科學普及相關專業或研究方向，培養碩士及以上學歷的高層次科普人才（表?1）。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率先開啟了科技傳播專業建設以及這一方向的高層次人才培養。到2010?年，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大學、湖南大學、清華大學等重點高校陸續開展科技傳播方向的研究生培養，主要的培養目標集中在傳媒和科技傳播理論高層次人才的培養上。2010?年，中國科協發布《科普人才規劃綱要》，對科普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作出了宏觀規劃，進一步明確了高層次科普人才培養的目標和任務。同年，中國科協科普部設立了“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類項目”，向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在讀碩、博士研究生進行科普研究專項資助，支撐和推動高校培養高層次科普人才。2012?年，教育部與中國科協聯合推進高層次科普專門人才培養試點工作，首批動員了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浙江大學、華中科技大學?6?所重點高校開展科普碩士的培養，主要的培養目標是為科技場館和相關行業培養科普教育人才、科普產品創意與設計人才、科普傳媒人才。

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30?多年間，我國高校一直在持續為社會培養高層次科普人才。尤其是近?5?年，我國推進高層次科普人才試點培養工作取得了豐碩的實踐成果。然而這些成果與滿足國家發展戰略需求以及科普事業和產業發展需要，顯然還有很大的距離。我國學者在高層次科普人才培養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成果主要是圍繞試點高校科普碩士培養的現狀和問題進行探討，散見于科技傳播專業建設、科技傳播人才或科普人才培養等相關研究中。通過文獻梳理和對試點工作的研究發現，我國高層次科普人才培養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1 .當前高層次科普人才的培養規模偏小與迫切需求之間矛盾凸顯

我國高層次科普人才存量嚴重不足。科學技術部發布的《中國科普統計?2017》顯示，我國共有科普專職人員?22.35?萬人，中級職稱以及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科普人員占科普人員總數的?53.96%。這距離中國科協《科普人才規劃綱要》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全國科普專職人員?50?萬人，中級職稱以及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科普人員占科普人員總數的?75%”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然而，我國公眾科普需求日益增長。一方面，近年來我國科普場館事業快速發展，數量增長迅速，科普場館的物質建設已經成熟，但是在軟環境的建設方面明顯沒有跟上。大多數場館在科普展覽設計、科普教育活動等方面依舊停留在簡單的模仿復制階段，手段、觀念陳舊，特別是有專業能力的高層次科普人才更是嚴重缺乏。以浙江省現代科技館為例，對比日本科學未來館，科學未來館人員構成年齡分布合理、學歷較高、專業對口，而現代科技館人員結構不合理，專業素質與技能較低，差距明顯。另一方面，高技術企業、科普企業、科技傳媒、高校、科研機構等也急需具備較高科學素質和科普專業技能且能夠發揮科普效益的人才，向公眾傳播規范的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與科學文化，如高層次科技新聞人才。優秀的科技新聞報道，不僅能夠對最新科技成果進行有效的宣傳推廣，還能很好地普及科技知識，提升受眾科技認知水平，但由于科技新聞內容專業性較強、而對應的采編人才稀缺等因素，導致我國科技新聞報道效果不佳、質量堪憂。當下我國設置科技傳播或科學普及相關專業、研究方向的高校數量有限，高層次科普人才的培養以科普碩士為主，培養規模偏小、培養速度同科普場館的發展速度以及公眾科普需求增長速度相比較為落后，遠趕不上我國科普事業和產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這與我國科普事業和產業的發展狀況嚴重不協調。

2. 高層次科普人才的培養機制和模式不健全導致人才培養與需求難以有效對接 

我國現行高等教育框架缺少與科技傳播或科學普及對應的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專業），相關學科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相應的人才培養機制和模式尚不健全。目前，大部分高校根據自身的情況將高層次科普人才培養分別掛靠于成熟的專業之下。例如，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浙江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這些試點高校的科普碩士培養掛靠于藝術碩士、教育碩士、新聞傳播碩士等專業之下，形成科普展覽策劃與設計、科普產品設計、科普視覺傳達設計、科普信息與交互設計、科學與技術教育、科學傳播、青少年科技教育等不同的培養方向。雖然通過試點工作，我國初步建立了包括館校聯合機制、招生機制、“雙導師”師資機制、理論課程教學建設機制、實踐教學建設機制、專業學位論文指導機制、就業促進機制等來強化各方保障，促進高層次科普人才的培養。但教學資源共享機制、與科研院所以及行業企業聯合機制、激勵機制等機制的缺失，以及“雙導師”培養模式中以學術型導師為主，教學模式偏傳統，對科普一線的需求難以恰當把握。在教學內容上，理論性課程偏多，很多課程對于整個科普事業來說沒有太大的意義，而多方面的原因導致科普人才的實踐能力明顯不足，無法滿足科普事業和產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此外，我國也沒有構建培養科學家成為高層次科普人才的機制和模式。僅依靠高校培養高層次科普人才很難滿足實際需要，很多國家通過培訓和交流合作等方式在科學家、工程師、教師中培養科普領軍人物和骨干人才。在我國，科學家該不該做科普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高宏斌認為科學家在科學研究方面的造詣決定了其可以轉變為科普高層次人才，主要包括高層次的農村科普人才、社區科普人才、企業科普人才和未成年人科技輔導員。在另一項研究中，高宏斌等指出科技人才不能等同于科普人才，科學家群體也需要通過學習與科普相關的理論才能成為科普專家。莫揚等基于中國科學院科研院所的調查分析也發現，雖然中國科學院系統的科技人員科研水平較高，但其科學普及能力并不強，而且缺少參加系統專業的科普培訓學習的機會；即使有單位組織相關培訓，但是往往內容不夠系統合理，涉及科學傳播理論及技能、技巧等關鍵內容很少。姜萍等對美國科學家科普培訓的歷史、體系、內容以及經驗等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指出我國缺乏專業的科學家科普培訓機構等問題，建議建立專業培訓機構，以及科學家科普培訓項目化、培訓方式網絡化。

綜上可見，我國高層次科普人才的培養機制和模式尚與我國科普事業和產業的發展不匹配，難以保障培養任務得以實現，人才質量滿足需求。

3. 外部政策等環境不利于高層次科普人才的培養和職業生涯發展

人才培養的外部環境包括政策環境、輿論環境、生活環境等，有些是我國各類人才培養中面臨的共性問題，有些是高層次科普人才所獨有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政策環境和輿論環境兩方面。一方面，我國科普政策的知曉度不高，執行程度也不高。針對科普人才的政策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涉及高層次科普人才的相關政策文件主要有?2010?年發布的《科普人才規劃綱要》、2012?年發布的《推進培養高層次科普專門人才試點工作方案》和?2014?年發布的《全國高層次科普專門人才培養實踐基地管理辦法（試行）》。王永偉等認為應盡早出臺相關文件給予科普碩士培養工作財政支持，完善其就業的政策法規體系，確保優秀科普人才留在科普領域。據統計，目前科普碩士的就業情況比較多元化，主要去向不僅有科技場館，還包括企業、中小學教育機構、公務員、高校或讀博深造等，科普領域人才流失嚴重。這一狀況若不從根本改變，為我國科學普及的發展培養和造就一批高層次科普人才就只能成為一句口號。另一方面，社會輿論環境反映了政府、社會、家庭等各方面對高層次科普人才的認同程度。這是一種無形的社會力量，間接或直接地影響著高層次科普人才的培養。王永偉等指出各單位對于高層次科普人才內涵的理解各不相同。雖然試點工作主要為科技館輸送人才，然而科技館專家并不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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