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并分別超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最快時期。”（7月2日中國新聞網）——這條正面新聞，卻在網上引發激烈爭論。
國家統計局發布公告：根據年度統計結果，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1001元，日平均工資為83.66元
工資狀況滿意度為何下降？
從各大門戶網站的留言看，幾乎所有的網友都對這條新聞嗤之以鼻，譏之為“真實的謊言”者有之，認為“不漲反降”者有之，質疑“是不是又在放衛星”者亦有之。
如果說，網友的發言尚不具有統計意義的話，那么上個月《人民日報》的人民論壇雜志就職工對當前工資的滿意度所進行的一項調查，就應該能夠說明問題了。調查結果顯示：對當前工資狀況不滿意的人達96.5％。
我倒不認為這條新聞是“真實的謊言”，但為什么民眾不買賬呢？原因就在于“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并不一定意味著大多數普通職工實際收入的增長，如果這些“增長”分配得很不公平的話，反而有可能意味著他們相對收入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感到不滿也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增長”的工資流向何方？
如果數據顯示是“增長”，而大多數人又沒有感受到“增長”，那么這些“增長”都流向哪里去了呢？我認為主要流向了兩個方向：
一是流向壟斷行業。據統計，目前我國的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顯然，這些行業是工資增長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長”。
二是流向了管理層。不同的研究機構用不同的方式所進行的調查都表明，目前有些行業管理層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達15倍，高的甚至達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壟斷行業，普通職工也沒有從這些“增長”分得多少份額。以北京網通、北京電信為例，有媒體曾披露，一線裝機職工的月工資都在七八百元左右，與2006年7月實行的北京最低工資640元相差無幾。
至于私營企業普通職工的工資長期徘徊不前，就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了。不少私營企業主甚至徑直將當地的最低工資規定為職工最高工資，使得他們的收入大大低于當地的職工平均收入水平。
福利經濟學認為，增加同樣數量的金錢，對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邊際效用是不一樣的：收入越低的人，會感到自己的福利增加的越多，收入越高的人，會感到自己的福利增加的越少。因此，在財富總額既定的情況下，使低收入的人群增加收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總福利。
社會總福利的不斷增加才意味著我們在不斷地接近和諧社會——從這個角度來看，籠統的“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對社會和諧沒有太大意義。(郭松民)
為何對“平均工資漲幅”心存猶疑
據悉，2002年，中國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2422元，到2006年達到21001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年均遞增12％，比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9．2％高2.8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工實際工資收入水平增長最快的時期。（中國新聞網消息7月2日）
政府在民生問題上的姿態和努力這些年是有目共睹的，對農民工工資的關注、對漲利潤不漲工資困境的破解，的確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是，這個“平均工資漲幅”如同“人均住房擁有量”一樣，似乎并不能說服大多數真實地拿著普通薪資的勞動大眾。邏輯數據和民眾感受之間的隔膜，隱含著一個最值得質疑的問題：究竟是哪部分人的工資領漲“大盤”？如果是普通勞動者，則表明一定時期職工工資水平主要指標的數值具有普適性；反之，若是部分壟斷集團職工、既得利益者支撐起了這個利好數據，反而容易遮蔽當下中國職工工資問題的真相。
今年3月，全球最大的工資信息調查研究機構HayGroup發表研究報告稱：2007年，中國工資上漲幅度將位列全球第一，實際工資增長幅度將超過美國（2007年美國人工資收入預測為1．4％，而中國的漲幅將超過8％）。這則消息并沒有讓我們盲目樂觀：起碼，拿絕對工資額相當低的中國工資與美國工資比“漲幅”，多少有點掩耳盜鈴的意思，我們還不至于被外國人的這個數據忽悠得失去理性。
我深信眼下這個“年均遞增12％”的數據是真實和審慎的，但不能規避這樣幾個事實語境：一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全面工資改革后，大部分職工的工資有所增加，但仍然有“一部分職工”的工資增長緩慢，或者相對停留在當時的水平。二是中國社科院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顧嚴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警戒線，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形勢嚴峻。三是僅今年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同比上漲3．4％，CPI增幅由此連續3個月觸及或突破3％的加息“警戒線”。四是在2006年，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王小廣給出了這樣的判斷：房價漲幅被嚴重低估了一到兩倍。由此可以判斷，工資的上漲，并不完全代表生活水平的提升。
社會財富如同一個面包，如果一個人吃了大半個、一群人分得小半個，然后來談“人均”，就沒多大意義了。北京市統計局在解讀2006年全市人均工資的時候，便佐證了這一點：證券業、銀行業、法律服務、水上運輸、航空運輸、管道運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職工年平均工資超過10萬元。
除了一些行業的平均工資遠高于其他行業之外，同一行業內的工資差異也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同是銀行業，行長和高管的工資，高過普通職工數十倍。行長的百萬年薪與基層支行員工的幾萬年薪，如何比？再比如，國企老總的薪金，要遠遠高于普通員工，“平均工資”卻將兩者的差距大大縮小。
要讓“平均工資漲幅”真正兌現為落地的民生福祉，起碼需要加上這樣幾個前提：根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中、提低、限高”的要求，大力提高低收入職工的工資水平、提高普通職工的工資水平；加大勞動執法力度，落實《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切實保障普通職工在工資博弈上的相關權益；對敏感高薪要“祛魅祛黑”，加大對壟斷工資的規范力度，清理基于機會不均等下的潛規則收入；有效控制物價漲幅，對嚴重影響工資漲幅利好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做好基礎的保障工作。
前世界銀行行長劉易斯·普雷斯頓認為：“單就發展理論本身而言，其實并無多大價值，除非將它們應用于實際，除非它收到了成果，除非它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有人說，很多事情，在中國就怕“平均”二字，一平均，有問題和沒問題瞬間就可能華麗轉身了。這話固然未必可信，但我們在欣慰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巨大進步時，也該對所有民生數據保持一種善意的、建設性的警醒。（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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