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于傳統宗教，現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確立人民對政權正當性的認同。從“君權神（天）授”到“主權民授”都是神話。事實上，管理社會的權力只能由少數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權”儀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區別和矛盾。
（2）使人民區分敵我陣營。比如從“基督徒與異教徒”之分到“民主與專制”之分。事實上，敵我劃分非常彈性，蘇美可以聯手攻擊德意日，中美可以聯手對付蘇聯。中國三千多年前雖有“華夷之辨”，卻可以奉行“王者無外”。
（3）動員人民同仇敵愾。用美麗的神話包裝利益之爭，煽動大眾仇恨，這是“十字軍東征”和當代“民主與專制之戰”的共同特點。得民心者得天下，沒有道義包裝，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場的“三位一體”與圣父、圣子、圣靈的“三位一體”并沒有性質上的區別。概念的外延越大，內涵就越少，其標準也就越含糊，就越取決于誰掌控定義權。誰能證明中國傳統的自耕農社會不自由，或者沒市場？從科學的意義上說，脫離了社會具體條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陣營”的標簽?！白杂擅裰鳌边@種抽象標簽對生產的進步、生活的富裕、社會的秩序與和平、都沒什么實際意義，正如蘇聯以及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展示的，正如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曲折歷程也已經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國比法國“市場”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國“民主”得多。這種“事實證明”沒有意義，不過體現落入了西方的話語框架。所謂“話語霸權”，核心在于“概念定義權”，在于被知識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義。什么是當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論自由也不算數，除非反共的言論占據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黨也不算數，除非讓想推翻共產黨的黨逐漸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國在制度上排斥第三黨，其兩個黨的政綱看上去比共產黨更像一個黨，卻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們心目中的概念定義權，自造的定義只會淪為知識輿論界的笑柄。
為什么“自由民主”話語能夠成為世界意識形態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發達國家的成功，說成是因為上帝屬于他們，真理屬于他們，說成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諦。這就掩蓋了一個由強權支撐的資本剝奪游戲，掩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制造的不平等，掩蓋了日不落帝國和對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領。英語戰勝法語，不是因為英語本身比法語更美，而在于英國和美國相繼用戰爭手段取代了法國，成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紀大約三分之二的時段里，被壓迫民族接過了自由民主話語系統，用于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并獲得了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步。在這段時間里，作為壓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劍殺得一度失語。同時，另一部分被壓迫民族接過了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也是一種西方的話語系統，“西方的東方”話語系統與“西方的西方”的話語系統有天然的血緣關系。兩者的混合，加上中國本土的話語，雕塑了中國革命的世界奇跡。自由民主話語系統在東方的成功，導致了東方對西方話語的依賴，而西方的失敗卻刺激了這個體系的進步。
第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出現了思想領域的迅速僵化趨勢。這種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會落后現象的步伐放緩。于是，在共產黨國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為內部反僵化的旗幟，卻也成了外部對手的“第五縱隊”。同時，新獨立的欠發達國家由于原有的貧窮落后軟弱，呈現大量的欠發達現象。這些國家的知識層，政治領袖層，基本是在宗主國的話語環境下熏陶出來的，話語知識的獨創能力不足。他們執政之后與本國大多數人民的日常生活脫節，解決社會實際管理問題的能力更差。加上內部經濟買辦階層和思想買辦階層的控制，欠發達國家基本無法抵擋自由民主話語系統的攻擊，陷入被控制的局面。當國家的血管被切開，外部給你輸血也是為了可持續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為他國打工，永遠不可能進入雇主集團。而這個事實的原因，卻被說成你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是的，東方怎么可能成為“真正”的西方？中國照美國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毀滅了。即便你想，西方會允許嗎！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識形態是攻擊的利器，卻不是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法寶，不是管理社會的技術，更不是關于吃穿住行的科學技術。
轉奉自由民主的“真理”會變得繁榮富強？不，不會。思想上的被征服者會成為征服者支配和魚肉的對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過程也是第三世界被邊緣化的過程，是被資本主義核心世界馴服的過程。為了傳播，宗教永遠號稱是改善生存質量的原因，未來的烏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從科學的意義上說，宗教與生存質量無關。西方人說“自由民主”使他們富裕，可他們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東、南亞和東南亞之后才變得富裕。除了俄國和日本，他們占據了，移居了，掠奪了地球上所有的陸地，而且還在繼續掠奪中。印度多數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卻不可能像歐美人民那樣富裕。如果生存質量沒有因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為你沒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過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誰信的基督更“正宗”，誰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標準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話語權，即定義權，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民族永遠不可能達標。在伊斯蘭世界播種民主的龍種，收獲的是伊拉克跳蚤?！白杂擅裰鳌敝皇莻€標簽，說明西方陣營的先進和非西方國家被壓迫的合理。美國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認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國控制巴士拉油田當然有“合法性”，美軍在那里永久的軍事占領當然有“合法性”。誰會談論應當制裁每天都在濫殺伊拉克平民的美國軍政府呢！于是，必須制裁緬甸，因為那里還沒準備接受美國指定的“民主”傀儡。當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魯吉亞，因為那里已經有了美國控制的傀儡，而且連下一任傀儡都儲備好了。意識形態是攻擊別國，實現自己國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與“實際”無甚關聯，便只好轉而強調“信奉”所謂“普世價值”?？墒牵v究“實際”的我國領導人厭惡這種不講具體條件的抽象概念爭論。我國政府要求知識界“不爭論”，不空談“主義”，要全民埋頭搞經濟。受此影響，我國各級官員不愿在公開場合談論意識形態，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場，唯恐沾染上可能影響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競爭的勝負從來都不取決于物質生產狀況，否則大清國怎會敗于小日本，延安怎能勝過西安，又怎會有“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事實上，改革開放面臨的最大悖論是：物質生產越成功，知識界和政界與我國政體離心離德的人反而越多。我國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決定戰爭的勝負。在當代，民心向背之爭主要是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之爭。沒有色彩其實就是色彩，就是默認世界的“主流”色彩。
從此，一種生存方式分成三個階段被對方征服：
（1）對方的話語系統由知識界的非主流變成知識主流；
（2）知識界的新主流話語滲入政治領導集團；
（3）政府認同此種話語系統，并使之成為社會主流。
從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遠像是“自殺”而非“他殺”。
鴕鳥政策只會輸掉意識形態之戰。意識形態之戰，實質不在是否有意識形態爭論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氣應戰，在于是否有能力去爭奪戰場的主動權，在歷史、文化等主要戰線發動進攻，而且戰而勝之?？纯次覈遣糠秩鄙倭遂`魂的“文學藝術”吧，由生產純責任感而變成生產純美感，進而生產純快感，然后生產純垃圾。文藝不可能是這樣復興的。
換言之，在核時代，“批判的武器”遠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對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脅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買辦階層，才會有經濟界的買辦階層，才會有準殖民地，才會有發達國家的永遠發達。在核時代，沒有抵抗霸權話語系統能力的民族，沒有意識形態競爭力的文明，注定要被擊潰。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蘭文明如此，中華文明也是如此。
我們當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絕不是分成壓迫與被壓迫的天下。從戰略上講，從根本上說，我國的廣大勞動者不是這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股東，買辦階層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中國何惜將昆侖裁為三截，遺歐、贈美、還東國！在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臨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侖不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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