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稱“最困難的一年”，2月的冰雪災害、5月的汶川地震、6月底的甕安事件、9月的三聚氰胺事件、重慶出租車罷工等社會事件爆發的同時，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和由此引發的中國經濟風險使得這一年具備了多種危機交織并存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危機的壓力，也使得各方面尤其是政府執政理念和治理方式出現了變革和進步。
除了天災之外，一系列大事之所以發生，與30年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以及政治社會治理模式、經濟增長模式、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的積累有諸多關系。無論如何，一場旨在使得社會更加公平、發展模式更加科學、社會治理更加公開、透明、高效的變革將成為一段時間內的主旋律。事實上，不管是還地權于民并致力于破除城鄉二元體制，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加大反腐力度本身，都昭示著迫切的改革意愿。
本刊將從危機處理中的地方政府入手，去考察危機中的政府行為。在一些危機中，地方政府怎么處理、化解這些危機，進而改革執政方式，從而使得社會更良好的運行。在危機中尋找轉機，不但是地方政府的自覺，也是中國30年改革開放之后進一步前進的動力之所在。
大地震：政府青澀對接NGO
大地震中的志愿者大潮，也許標志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端，但志愿者與政府在地震救援和重建中的青澀對接和磨合，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 本刊記者/陳曉舒(發自四川綿陽)
2008年5月12日14：28分，大地震發生。不久，綿陽市委書記譚力站在市委大樓——火炬大廈前分配任務。共青團綿陽市委書記廖雪梅馬上趕過來。
交通局的立馬去疏通交通；公安局安排人手維護秩序、疏散群眾；建設局趕緊去查看房屋倒塌情況……所有部門都安排到任務，不是“重要部門”的團委卻沒有領到活。
那時，還沒有人意識到，各地志愿者已經開始趕往災區。很快，主管志愿者工作的團委對各種新形式的志愿者及組織開始感到“應付不過來”。
“來了這么多志愿者，沒有人協調他們，肯定會亂套”
綿陽市團委總共就10個工作人員。12日傍晚，市委安排機關干部進北川救援，問到團委：“能夠去幾個人？”
廖雪梅不假思索：“我們能去50個人。”安排的干部很吃驚：“團委有這么多人嗎？”廖雪梅說：“我們有志愿者。”
這時，廖雪梅還沒有顧及到開始從四面八方涌來的民間志愿者，而是想動用團委的力量自己去組織志愿者。
她帶著工作人員跑到綿陽醫科學校。所有學生都在操場上避震，廖雪梅搬來一張桌子，沖著操場大聲喊話：“現在從各縣過來很多傷員，需要我們這些有專業技能的同學去接救，誰愿意當志愿者就來這里報名。”
一時間，無數學生涌過來，團市委工作人員簡單登記了學生的資料，將排在前頭的150個學生拉到火炬大廈前。進行簡單的動員之后，廖雪梅將這些志愿者分配到各個醫院。留下一部分志愿者等著進北川救援。
13日北川道路搶通。廖雪梅帶著志愿者進入北川，抵達北川中學的救災指揮部。這時，北川縣團委書記馬曉燕正帶著一部分災民撤離到綿陽九洲體育館。
共青團北川縣委總共有3人編制，事實上只有兩人在崗。馬曉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也顧不上其他來幫忙的了，自己趕緊撲進去救人。”
廖雪梅說：“先進來救援的人大多束手無策，消防官兵手中沒有重型器械，同樣也沒有辦法，機關干部更只能做些精神撫慰，幫忙發放一些物質。”
13日下午，北川縣城的大喇叭開始通知：“群眾、無關人員和非專業人員撤離現場。”廖雪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我們組織志愿者搶險也不是很有經驗，也只能撤離，避免在那里擁堵。”
回到綿陽市，團市委工作人員告訴廖雪梅兩個消息：“大量的受災群眾已經涌向綿陽，現在都被安頓在九洲體育館。”“全國各地來了很多志愿者。”
廖雪梅第一反應是：“志愿者和團委是聯系在一起的。來了這么多志愿者，沒有人組織他們，協調他們，肯定會亂套。”
她向自己的工作人員提出要接待外來志愿者：“這不是領導布置的任務，也沒有人顧得過來。但我們應該不講價錢把這件事情承擔起來。”
馬上就有人提出異議：“書記，我們忙不過來。”光是九洲體育館里的災民區，團市委就要負責兩個，五六百人需要挨個去登記造冊，這就得用五六個人。各個醫院的志愿者還需要團市委的其他人去協調。
廖雪梅勸導工作人員：“你們要有高度的敏感性，這么多人過來，沒有人去組織他們，接待他們，給他們搭建一個工作平臺，有些志愿者來了情緒很激動，是要出事的。他們會說，我們來了怎么都沒事干，就要說到我們綿陽市的抗震救災的服務機制。”
而當時的情況是，許多志愿者到了災區不知道該做些什么，綿陽市政府也確實需要人手幫忙。
“青澀”對接
廖雪梅讓工作人員簡單拉一橫幅“共青團綿陽市志愿者服務點”。擺一張桌子，安排一個人，放一摞登記表。同樣，在綿陽下屬的各縣市建立九個志愿者服務點，各大醫院也建立簡單的服務點。
廖雪梅還親自到廣播臺、電視臺呼吁來綿陽的志愿者到服務點登記。13日晚8時，共青團四川省委也發出《關于抗震救災援助災區的倡議書》，倡議“四川全省青年以及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向災區人民伸出關愛之手”。
對接外來志愿者的工作開始有步驟進行。先是自愿者登記姓名、特長、年齡，個人志愿者登記完了，在一邊等待分配工作。團隊自愿者根據他們的特長馬上進行對接。
廖雪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西安戶外拓展運動團體來了5個人，全身上下裝備齊全，說他們能進去救人，我就馬上聯系抗震救災指揮部，給他們開路條，說清楚到北川找誰報到，然后聯系志愿車，馬上把他們拉到北川。”
從14日開始，進入北川就需要綿陽市抗震救災指揮部的路條。很多個人志愿者來到綿陽并沒有和團市委聯系登記，而是直接去了北川，結果被擋在外面，不得不折回火炬大廈登記，索取路條。
也是這一天，馬曉燕在九洲體育館組織了熟悉地形的北川志愿者返回北川。為不熟悉地形的外來消防部隊、地震救援隊伍帶路。
從這一天開始，已經有無數志愿者進入北川進行搶險工作。“那段時間到北川有登記的志愿者有6000多人，絕大多數是80后。”同樣也是80后的馬曉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怎么去協調這些外來志愿者成為她的工作重點。馬曉燕將有登記的志愿者簡單分為救援、醫療、心理輔導、清潔、物資供應協調、衛生防御、宣傳攝影等組別。各組又分成若干小組。每個小組再劃分為若干小隊，選出一名帶隊人。
當然，大多數志愿者更愿意從事救援的志愿服務。有一個志愿者找到馬曉燕，說自己有特殊功能——鼻子聞得到，可以進行救援。遇到這種情況，馬曉燕不得扯開嗓子勸說：“到災區來干什么都是一樣的。”
而在綿陽的志愿者服務點，著急進北川進行救援的志愿者將服務點的桌子掀翻了好幾次。一個湖北來的志愿者拍著桌子沖團市委的工作人員嚷嚷：“我們是來救人的。這么長時間都不幫我們聯系，你們的效率也太低了。這邊晚一分鐘，里面就少一個人。”
手忙腳亂的團市委工作人員，不得不抽身協調這些志愿者。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團市委工作人員打出兩份《志愿者工作宣傳資料》，告訴志愿者：不要沖動、理智對待，能夠做什么和最好不做的事情。
廖雪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后怕：“最后統計的結果是，那段時間來綿陽的志愿者有10萬人，災民也就10萬人，相比之下，我們工作人員只有10人。”
艱苦的磨合
九洲體育館外，救災物資堆得像山一樣高，這些物資的發放由政府工作人員負責。許多志愿者替災民過來求情，能不能拿一床被子，也往往產生矛盾。
北川縣團委工作人員李沙負責在九洲體育館安撫災民。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經常會因為一塊面包和災民、志愿者吵起來。工作人員很多都被罵哭了，團市委的工作人員還差點和志愿者打起來。”
6月份，一個外來的團隊志愿者和團市委工作人員對接工作也產生了矛盾。之前這個團隊要進北川救人，團市委不肯放行，最終他們是自己進去服務的。
返回后，他們希望能拿到志愿服務的標識和證明，團市委工作人員稱標識已經全部發放完。該團隊志愿者稱工作人員的態度極其惡劣，雙方沖突起來。團市委的工作人員被打傷了頭部。此后的爭吵變得更加激烈。團市委受傷工作人員的父母對這群志愿者說：“像你們這樣的志愿者我們不歡迎，哪里的回哪里去。”
這個志愿團體在北川做了很多服務，最后在政府部門這邊吃了閉門羹。他們不服氣，找到了廖雪梅，要求：一必須給他們道歉，并且明確答復，他們在這工作是不是不被歡迎的？二給他們全體志愿者發志愿標示；三由團市委書記給他們簽志愿服務證明。
起初雙方誰也不肯讓步。廖雪梅喊來特警，志愿者們不得不讓步。其中一個志愿者在廖雪梅的筆記本上簽寫道：“我們只會被摧毀，永遠不會被征服。一起都會好起來。”
像這樣的情況，廖雪梅遇見的不止一次。有個外來志愿者在綿陽集結了一個20多人的團隊到九洲體育館服務，自己管理物資，也幫災民搞募捐。
“政府的規定是，救災物資必須指揮部統一分配，募捐必須經民政部批準，不然不能隨便募捐。”廖雪梅說。結果這一隊志愿者被警察、民政局，各個機關反復盤查。
志愿者希望團市委能夠理解他們的工作：為災民做事，好幾天沒有休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募捐的錢全是給災民的，為什么違規，憑什么把我們趕走。
這一場爭執持續了五六個小時。廖雪梅說：“溝通了三個小時也沒有結果，我就先離開了，最后一直到晚上零點，都沒有爭執完。”
5月底到達綿陽，一直服務至今的“中國心”領隊高思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募捐的物資都會自己發放到災民手中。如果通過團縣委，他們放到下一級單位，在一級一級往下放，最后放哪誰也不知道。”
對于之前不敢涉及募捐，高思發也想通了：“一開始也不敢接受現金資助，因為怕審查起來，說不清。萬一說我們利用捐助自己賺錢呢。現在心里坦蕩蕩，又是為老百姓做事，不害怕了。”
“我們并不想搶占政府的工作”
5月29日，共青團綿陽市委下發《唐家山堰塞湖排險告志愿者書》，希望“志愿者不要盲目行動，外地志愿者最好盡快返鄉。”6月3日，又下發《致志愿者書》，稱“抗震救災工作重點轉移到恢復生產、災后重建上，需要能長期扎根綿陽工作、專業化的建設隊伍……不論是當前的物質條件，還是救災形勢，都不宜過多群眾進入綿陽。”
隨著救援工作的結束和政府部門的疏導，大批外來志愿者退出了綿陽市。北川重建辦團委副書記李曉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外地志愿者以募集物資、幫扶、心理援助為主，只有四五支隊伍留下來。主要是以本地的青年突擊隊為主，有近50支，這些都是各縣市自己組織的。”
“中國心”就是以募集物資為主的志愿團隊。總領隊高思發5月底從新疆趕回綿陽，落戶綿陽市安縣花垓鎮，把自己房子當作貨倉來使用，每天帶著自己的隊員奔波到災情最重的村落，進行物資發放。
“物資捐贈都是我們經過實地調查。這個地方確實需要這些物資，然后和村干部聯系，我們親自將物資發放到災民手中。”高思發說。許多費用是他和另外一個領隊劉劍峰個人墊付的。
在高思發看來，民間志愿者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往往和政府是不一樣的。平時不需要打太多交道，各做各的工作。
在北川團縣委，李曉光指著一包物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我們下鄉組織的一個實現學生心愿的活動。這些都是別人送給學生的禮物，但是路途遙遠，把這袋東西送過去，運費都比這袋禮物都貴。”
李曉光說：“像這種情況，就需要志愿者幫忙。”而高思發笑稱：“他們找了我們‘中國心’，他們沒錢送過去，我們哪來的錢？”
高思發更愿意發放一些有實際用途的物資：“災區過冬特別冷，我們送棉被、軍大衣，比那些小禮物手套要實際，我們不想做一些形式主義。”對于那些更多依靠政府的志愿團體，“中國心”領隊劉劍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同他們聯系不多，每人的理念不一樣。”
當然，也有一些志愿團體并不認同這種觀點。北京富平學校是一個NGO組織，負責人王忠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沒有和政府合作，志愿服務不能長久。”
北京富平學校10月份成功地將政府和企業拉到一起合作，在綿陽市下屬的縣級市江油市開展長期的社區服務志愿項目。王忠平說：“現在志愿者進入災區服務很難被通過，需要有很好的資源。”
王忠平稱他們遇見了愿意接納他們的好官員，也就是對接這個項目的江油市團委副書記曾松亭。
曾松亭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NGO組織是肯定要參與社會事務的，政府只能引導、鼓勵、支持、服務，不能提管理。”
參與這項志愿服務的企業拜耳集團的負責人曾慧敏也表示：“我們進行志愿服務只是做政府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想搶占政府的工作。”
令人回味的一幕是：在拜耳公司的一位高管考察“拜耳博愛計劃”時，曾松亭對他說：“其實事情是你們做的，最后光環都戴到我們頭上來了。”那位高管回應：“你很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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