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6日電 香港《大公報》6日刊出評論文章說，胡錦濤在新年賀詞開頭把“同志”稱呼排在第三的細微之差，此舉當是別具深意。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共在執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發生著可喜變化。分析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后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
文章摘錄如下：
年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一上來就說：“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朋友們：新年的鐘聲就要敲響，我們即將開始2009年的嶄新歲月。值此辭舊迎新的美好時刻，我很高興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向世界各國的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福！”一般人或許不太在意把“同志”排在第三的細微之差，但在筆者看來，胡主席此舉當是別具深意。
“同志”稱呼一波三折
有關數據顯示，“同志”一詞并非現代語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左丘明，就對該詞下過“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的定義。因此，古人一直把“同志”與“先生”、“長者”、“君”視為同類，認為彼此之間的區別并不大。“同”字是指意見相同的人能夠想到一起，說到一塊兒；“志”是因其由“士”字和“心”字組合而成。因而至少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士為知己而死”，二是“心為慕紅顏而生”。“同志”乃志同道合的意思。
到了近現代，“同志”逐漸演變成黨團內部成員之間的稱謂。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說過的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其中所說的“同志”，與今天的同志稱謂還不是一回事。直到1920年，毛澤東與羅學瓚等人在通信中互稱對方為“同志”，方可見到這個詞的紅色定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特別在“一大”黨綱中明確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意成為忠實的黨員，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旨在表明黨員之間在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大目標下結成的新型關系。這也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的歷史蹤跡。在中共成為執政黨之前，“同志”稱呼也僅限于在黨內使用，與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沒有必然的關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中共成為執政黨，“同志”也從水下浮出水面，由黨內向黨外延伸，逐漸成為社會上廣為流行的時髦稱謂。文革期間，“同志”稱謂不僅登峰造極，還被作為“政治籌碼”來左右人的命運。人與人之間也不再稱呼先生和女士，而是以“同志”劃線，凡是被稱為同志者，都是自己人；凡是不能被稱為同志者都會被視為敵人。即便是那些“黑五類”子女，也不能享受“同志”的待遇，而是被稱之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志不僅成了敵我之間的分水嶺，還成了“階級斗爭”中最得心應手的利器，輕而易舉就可以用“同志”這把快刀，將一國之民切割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而且在諸多稱呼中占據著“老大”的位置。“同志”稱呼的一波三折，足以見證今日中國的巨大變遷。
排序見證社會進步
“同志”稱呼的排序變化，還可見證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因為詞義的包容性被不斷拓寬。例如1989年，首屆“香港同志電影節”的啟動，就讓“同志”成為了同性戀代稱的率先發端。此后，這一特指稱謂很快就在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流傳開來，“同志”一詞也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盡管在使用這一稱謂時，“同志”并不具體指向“某某同志”，而是被界定在“某某是一個同志”或“某某參加了一個同志團體”的特定語上。
但不容否認的是，“同志”作為同性戀代稱的本身，就已經改變了它原有的詞義指向，而且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正如同性戀由非法到合法化的發展過程一樣，“同志”詞義的被拓寬，同性戀行為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中被合法化，既是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不斷博弈的結果，也是整個世界發生深刻變革的有力見證。
分析人士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后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因為在以人為本的國策主導下，“人”的外延與內涵均遠遠大于“同志”，女士與先生的稱謂理應排在同志之前。應該讓“同志”的存在價值，在黨內更多地體現為民主監督；在黨外則應該等同于普通公民，而不能因為自己是一名執政黨黨員，就可以把“同志”凌駕于公民之上。
北京觀察家指出，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共在執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發生著可喜的變化，尤其是胡溫新政問鼎以來，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隨著“以人為本”國策的日益深化和法制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公民社會正在中國大陸呼之欲出。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把“同志”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當可視為這一動態的最新信號。(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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