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屆四中全會再次聚焦黨建問題的四大現實背景
記者：從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為何時隔15年，中央委員會再次全面研究部署黨的自身建設的問題？請您為我們分析一下聚焦這個問題的現實背景。
許耀桐：實際上不應該這么說，從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時隔15年后中央委員會再次全面研究部署黨的自身建設的問題。當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后，在2001年9月時，也就是十五屆六中全會，就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接著在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又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可以說，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也包括現在的十七大在內，在每一次黨代會的五年間，都會安排一個中央全會專門研究黨的自身建設問題，并且形成了相應的黨的建設的決定。這也不奇怪，黨要管黨，就要把自身的事情首先做好。
雖然在十四大以來的每一次黨代會后的五年期間，都會研究黨的建設問題，但每一次并非只是形式上的安排，而是根據現實的情況和從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出發的。那么，這次十七屆四中全會的現實背景是什么呢？我認為主要有這么幾個方面：
一是從黨的思想狀況來看，還需要下大力氣進行科學發展觀的學習教育和貫徹落實，進一步用科學發展觀武裝各級干部的頭腦。雖然我們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的關于科學發展觀的學習宣傳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干部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都是很清楚的，例如，對為什么要科學發展，怎樣更好地科學發展，都還要下很大力氣來統一認識。有的干部不學習、渾渾噩噩，素質差，例如有一個副局長這樣質問記者“你到底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二是從黨的廉潔狀況來看，并不容樂觀。僅十七大召開以來的2008和2009兩年，就有陜西省政協副主席龐家鈺、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廣東政協主席陳紹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紀檢書記王華元、深圳市長許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級以上干部出問題了。而廳局級以下的干部，出了腐敗問題的也不在少數。可以說，腐敗已成為人們最深惡痛絕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憤。
三是從黨的規制狀況來看，缺漏還比較多。例如，干部財產申報制度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公車使用、公款吃喝、公費旅游這些問題，也都沒有獲得很好的制度性解決。還有就是權力必須得到有效的制約問題，這更是根本的問題，現在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仍然是“絕對權威”、開“一言堂”，甚至是盲目決策、瞎指揮，而受不到任何的批評、監督。
四是從黨的干部提拔升遷的情況看，現在是一條正道和三條邪路并存。一條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風正，工作踏實、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擁護，通過實踐得到證實確實是好干部的被提拔重用了，這是體現了我們黨的“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干部路線。但是，除了這條正道外，不可否認，還是有一些人是通過其他三條邪路上去的，一是靠溜須拍馬、裙帶關系，從而得到上級的賞識，或者直接就是上級某個領導的親信，得到他的認可，得到他的指定而提拔的；二是靠拉幫結派，搞哥們兄弟關系，通過哥們義氣“拉票”幫襯，在所謂的民意測驗中得到“高票”而上去的；三是有的就是直接依靠金錢的力量，通過買官賣官上去的。這三條邪路必須堅決堵住。
總之，以上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黨的建設就不能前進，甚至會發生危機。所以，需要通過十七屆四中全會來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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