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很苦，富人很煩
其實，無論是醫療、教育還是養老，都折射出了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
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達到警戒線0.4左右，這是國際上用來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一個指標，0.4到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而如果把在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則計算出的實際基尼系數肯定要更大一些。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迎生認為，基尼系數超高后，低收入階層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心理失衡嚴重將導致仇富、報復社會等行為，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將使社會兩極分化嚴重，不能實現公平競爭和資源有效配置，不利于社會健康發展。
事實上，“仇富心理”已經成為當下社會的一個熱門詞匯。當福布斯中國富豪榜首富出事時，人們大聲叫好；當王石陷入“捐款門”事件時，人們一片罵聲；而任志強“我是商人，不應該考慮窮人”話語一出，即遭炮轟……這些事件都被視為“仇富心理”的一個體現。
然而，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毛壽龍指出，“中國當前所謂的仇富其實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窮雖也有不公，但窮人往往是不公的犧牲品，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窮之。但富人，則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動的，是得已而富之。”
醫療、教育、養老這三大民生問題都與分配不公有著密切聯系，30年來這三大問題一直是改革的難點，未來仍是改革的重點所在。
應正視改革的代價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概括而言，“新三座大山”是改革過程中的產物，究竟如何才能搬倒“新三座大山”？在背負“新三座大山”時，人們對資源分配不均、財政投入的不足非議很多。那么，究竟該如何對癥下藥呢？
周其仁（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流行的“看病貴、看病難”呼聲，掩蓋的是另外一個現象：在尚存的“公費醫療”范圍內，一些人“看病太便宜”，過多占用了本來就不足夠的醫療資源。這不單是醫療體制造成的，也不可能單靠醫改就能得到解決。深究下去，這將是涉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的全面改革。
庹國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和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中國社會保險學會理事)：
醫保制度確實應該盡快完善，但在現有的財政投入下應該先解決醫療保障覆蓋面的問題，而后才是公正與效率應如何結合的問題。
農民工雖然已經納入養老保險體系中，但現階段推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矛盾，所以會導致農民工“退保潮”的發生。一方面是加大農民基本保險的財政投入。另外，必須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醫療養老保障制度，當然不同地區的保障水平可以有所區別，但不能區別太大，更不能有歧視性待遇。
史靜寰(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對于基礎教育而言，由于優質教育資源有限，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出現擇校費高等現象。而高等教育收費是基于成本分擔原則，在現有的國家財政投入下，義務教育免費，那只有高等教育收費才能擴大其規模。
大學在擴招的同時很難有精力顧及到教育質量的提升。而高等教育在收費的同時要通過支付制度去完善，比如貸款、獎學金、社會救助等。教育特有的滯后性和保守性確實會使它和社會需求不相適應。但就業難不是教育改革本身的錯。
我要指出的是，改革不是田園牧歌，它付出的代價有可能比收益多，我們應正視這一點。（吳林/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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