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開明認為，這些年輕人邁入社會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墻，“而我們所有的機制都是排斥他們的，我們所有的聲音都是告訴他們，你們是打工的，你們不屬于這里，所有信息對他們都是不利的，所有東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劇了他們的這種困境。這種矛盾沒辦法解決、克服的時候，那么脆弱一點的人，就會選擇自殺的形式，來克服這種困難。”劉開明說。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我們很難說到底誰是壓死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復雜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把原因歸咎于他們自己，因為他們很多在16歲~19歲，他們心智還沒有成熟，就過早地踏入這個社會，承擔起為我們國家、為企業(yè)、為富士康這種大企業(yè)創(chuàng)造財富的重任。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應該承擔最大的責任，我們的政府應該承擔最多的責任。”
結語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連跳事件，很容易會被歸結到員工個人的身上，畢竟和幾十萬員工的總數(shù)相比，十個人是微不足道的數(shù)字，但是當這十個年輕人縱身一躍的時候，其實他們的身后存在著許多無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這些年輕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實際上是經濟社會所付出的一種代價，幫他們卸掉這些負擔，企業(yè)的責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會也有一份應盡的義務。如果漠視這些無形的社會成本，任何經濟發(fā)展都換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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