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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京務工
低端人員“被逼出北京”
2月11日，張華星從河南老家坐火車來北京，不是來找工作，而是收拾行李順帶辭職的。
高中畢業后，張華星上職校學的餐飲專業。2009年，張華星從老家來京打工。那時的想法是，北京發展機會多，空間大，將來開個自己的飯店。
他堅信人家能從小工干到老板，“我也能。”從面包房到餐飲店，張華星的月薪從不到2000元漲到2500元。
為省錢，他在天通苑北，租一間不足15平方米的隔板房(群租房)，月租600元。
隨著群租房被拆，四五環邊緣的小平房租金漲到千八百元每月。每月除去房租、交通費等，僅能存下1000元左右。
張華星想通了，這樣下去，“開個飯店”遙不可及。
他說，在深圳等地打工的同學，月薪三四千元，除去花銷，每月結余至少2000元。在鄭州、洛陽等地打工的同學，雖然工資跟他也差不多，但消費相對低，“也能存2000元左右。”
張華星坦言，對于自己這樣的低端打工者，2500元也許不算低，“在北京，這樣的收入剛好掐住我們的脖子，只能被逼出去。”他想好了，去鄭州打工。
李松還在湖北老家猶豫，不知是留老家還是返京。
2010年初，李松來北京打工。廣外南街一間不足6平米的地下室，月租300元，對于每個月工資2000元的李松還算適合。
去年秋天，李松的出租屋不能住了，原因是所租住的地下室是人防空間。
由于地下空間存在較大的安全和治安隱患，新的《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辦法》從2011年初施行，對利用地下空間從事旅店業等制定了更嚴格的規定，不符合規定的，一律清退。據2011年初有關部門統計，僅是豐臺區就有605萬平米地下空間，有8萬到10萬人居住。
最后，李松和3名同事租下樓房兩居室，每人每月分擔750元。
這次過年回家，李松看到三姨賣涼面，半年賺了7萬多元。想想自己在北京打工的現實，他也猶豫了。
原本在通州打工的劉穎，年后也留在老家。女兒要上幼兒園。年前，她問了北京幾個民辦幼兒園，每月700元到1000元的入托費，“實在交不起。”
“特殊市場”
有用工需求無生存空間
對于這次“用工荒”，虎坊橋等人才市場相關負責人分析，往年春節后都會有短暫的“招工難”情況，但今年特殊一些。今年過年早，本來就天冷，又趕上這段時間降溫，很多打工者還沒出門，一定程度上加重“招工難”，“天暖和了，情況可能會好轉一些”。
這些負責人也承認，北京生活成本提高，對低端打工者影響很大。年后用人單位普遍加薪，“多個二三百元，相比房租等快速上漲，對低端打工者吸引力并不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檀學文副研究員認為，相比其他城市，北京的“用工荒”情況特殊。作為一個超大城市，對從事低端產業的人員需求量本身很大。但隨著城市發展，舊城改造，經濟結構性調整等因素，都在壓縮從事低端產業人員的生存空間，“主要體現在低端產業人員生活剛性成本不斷增加，而收入福利漲幅較小上。”
檀學文稱，這種矛盾還得政策和市場綜合調節來優化，隨著城市發展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市場經濟的調節將逐漸起到主要作用。比如目前北京家政、保安等低端產業人員的工資、社保福利相對較低，求職者就可能選擇不來。市場上招不到工人，有剛性需求的企業肯定會增加工資、福利來吸引從業人員，從而達到供求趨于平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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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性價比不高逃離“北上廣”
根據統計，2011年第四季度一線城市的CIER(就業競爭指數)下降幅度大于其他城市，東部地區的CIER下降幅度大于西部地區。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教授在近日接受采訪時表示，產業轉移是一個趨勢，產業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轉移，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雖然一線城市還有很多公司在招人，但就業質量，比如工資待遇等并沒有明顯的提高，與二三線城市工作差距不大。這導致它們在招人，但是很難招得到人，其用工需求無法實現。現在一線城市的生活成本已經很高，對于求職者來講，這并不是性價比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