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出現疫死者，尸體作為主要傳染源，該作何處理呢？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尸體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體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余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殮，以防止疾疫傳染。這方面仍以宋朝處理得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災害過后招募僧人掩埋尸體，以度牒為獎勵。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體達200人者則給度牒一道作為獎勵。此外，從北宋末年開始，各地普遍設立漏澤園制度，以掩埋因貧困無以安葬的無主尸體。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澤園，從而減少了由尸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至于治療疾疫的藥物，除了專業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于古代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藥方值得后人認真總結和繼承。如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頗有神奇之效。《靖康紀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元人筆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時，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效果亦極顯著。
“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古代政府對于災變的防治頗讓人欣慰。然而，這只是在幾千年的防災過程中零星閃爍著的幾點光芒。許多“會辦事”的大員對健康有效地防疫體系的建設起到了很不可思議的壞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鴻章。
1896年5月李鴻章時來運轉，作為清廷“欽差頭等出使大臣”來到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
尼古拉二世素喜鋪張排場，所以此時俄國各地都舉行了各種大小集會，慶賀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組織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舉行的群眾游藝會由于來人過多，混亂不堪，發生嚴重擁擠，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稱“霍登慘案”。當時的俄國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中說，李鴻章見到他后，仔細向他打聽有關消息，并問維特“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維特回答說皇上已經知道，這件事情的詳情已經呈報皇上。
哪知，李鴻章聽后竟連連搖頭對維特說：“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里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里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里有沒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然后他又自問自答道：“您說，我干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上的官員，當然我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
對此，維特這樣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后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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