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倫敦金融峰會斗爭的焦點是如何應對金融危機以及改革國際金融體系。
美國版方案的中心要義是“以救市為主，以改革為輔”。美國期望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能與自己攜手實施刺激性財政貨幣政策，把美國經濟以及世界經濟從金融危機中解救出來。對于改革，實際上美國不愿意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傷筋動骨”式的改造，而只想搞些“小修小補”的工作，比如適當加強監管，有限增加某些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等等。美國絕對不允許有人削弱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以及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控制權。
果不其然，本次G20峰會的成果之一，就是各國同意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1.1萬億美元的資金。
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的方案，無論有何區別，中心要義都是“救市與改革齊飛”。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是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要求。
歐盟希望借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之機來提振歐元的地位，借加強金融監管之機提高自己的話語權，它們希望中國等外匯儲備充裕的國家加大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的力度，進而用IMF的資金來挽救歐元區之外的中東歐國家的經濟。但它們并不愿意稀釋自己在IMF中的股權份額，所以與會的歐盟國家仍決定向IMF注資1000億美元，是中國注資額的2.5倍。
在這次倫敦峰會前后，新興市場國家則釋放出了要求終結美元霸權地位的政策信號。有分析家認為，中國決定向IMF注資400億美元符合中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原則。一方面，中國的注資額小于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均為1000億美元左右)，表明中國旨在穩步而審慎地提高在IMF中的話語權，有效地平衡來自國際和國內的期望與壓力；另一方面，中國向IMF注資也表明了愿意與國際社會一道解決金融危機的決心。同時，其他新興國家提出的改革訴求也集中于擴大自身在國際經濟事務的話語權。
從各方的救市與改革方案可以看出，美、歐與新興國家在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上正在進行著一場角力。誰都知道，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并非一項純粹的經濟事務，而是一場政治博弈，但經濟實力是否對這場政治博弈有所助益，有多大程度的助益，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政經實力的可轉換性
對于不同類型的實力之間是否有可轉換性，國際關系學者們常常糾纏不清。
國際現實中的一些事例似乎在證明著經濟實力難以向政治實力轉化。比如，日本的經濟實力目前位居世界第二，但前些年在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件事上卻極不順心。盡管它撒出數百億美元去“買”選票，可就是有很多國家不買帳。
政治實力雖然也難以轉化為經濟實力，但它卻能有效阻止經濟實力向政治實力的轉化。在10余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日本曾設想了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以與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庭抗禮，不料這個想法剛在IMF香港年會上透露出去，就被時任美國財長魯賓很不客氣地堵了回去：“你們究竟要干什么？已經有了一個IMF在發揮作用，為什么還要再搞一個國際金融機構？完全沒有必要。”
日本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外匯儲備國，從財力上說支撐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綽綽有余，而美國就金融資產而言不過是個“負翁”。為什么“負翁”能輕描淡寫地打掉一個“富翁”的提議呢？
如此看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能走多遠就可想而知了。美國的底線有兩點：一是任何國家不得削弱美國對IMF和世界銀行的控制權；二是任何改革建議不得動搖美元的支柱地位。
目前，IMF和世界銀行中的重大政策提案的通過必須得到85%的股份總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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