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遠離父母的留守兒童來說，即使擁有再多的零花錢，也無法填充他們殘缺不幸的情感世界。聶茂無法否認這一點。在過去的兩年多里，這位42歲的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和他的課題組成員，在湖南、安徽等省的許多村莊記錄下了留守孩子“觸目驚心的生存狀態”。他把這些內容寫成一本書，取名《傷村》，由人民日報出版社推 出。
聶教授靠在椅子上，顯得心事重重，他這樣闡釋那個充滿哲學意味的書名：“人們常說，男人是鄉村的脊梁，女人是鄉村的乳汁。當男人和女人離開鄉村，留下的就是一個沒了脊梁和乳汁、受傷的、虛弱的農村。”他語氣堅定地做出判斷：“留守兒童的問題很嚴重，可能危及到農村的未來。”
拒絕說話
“我想，如果我的手受傷了，媽媽可能會回家，因為上次我的手傷，媽媽就回來了，還買了好多好吃的東西。所以，我要經常傷我……”
坐在窗明幾凈的辦公室里，聶茂無法忘記留守兒童帶給他的那種痛心的感覺。這位著述頗豐的作家兼新聞傳播研究所所長，只用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就能概括出他所了解的那個龐大群體的特征：要么內心封閉、恐懼，要么無法無天。“很少能遇到讓你感覺活潑、健康的留守兒童。”他頓了頓，“可能20％都不到。”
絕大多數外出打工的父母都抱著一個良好的愿望：為了孩子。但事實證明，他們把年齡過小的孩子獨自留在家中或交給其他親人看管，結果往往是得不償失，兒童因此受到的傷害遠非他們掙的錢所能夠彌補的。聶茂對此感觸頗深。
他很難相信一個會說話的小孩竟在兩年之內不說一句話，但在湖南省漣源市的一個小山村，他們遇到了被村民稱作“小啞巴”的女孩。她只有10歲，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老人說，孩子在她的父母外出打工的那一天哭個沒完，之后再也沒有見過她的眼淚。她像一個很乖的孩子，一絲不茍地執行著大人的指令，也從不違反學校的紀律，只是任何人都別想聽到她說話。
對待家里來的陌生人，她常用的方式就是鉆進床下，蜷縮在最深處，像一只驚恐的小貓。
她還多次用刀片劃破自己的手腕，班主任在她的書包里發現了孩子自殘的秘密。她用歪歪扭扭的鋼筆字在一沓練習紙上寫道：“我想，如果我的手受傷了，媽媽可能會回家，因為上次我的手傷，媽媽就回來了，還買了好多好吃的東西。所以，我要經常傷我……”“但是，看見媽媽，我說不出話，就是說不出，其實我很想媽媽。”
聶茂與他的課題組成員通過問卷調查得出一個結論，對留守兒童來說，最首要、最大的問題就是情感缺失，簡單地表現為“想父母”。當父母無法滿足其情感需求的時候，村里的幾只小羊羔，都能成為孩子的情感依賴。
在貴州省赫章縣輔處鄉的茶花村，一個8歲的小男孩便是這樣。當他明白“結婚”的意思后，脫口就問課題組的調查者：“人能和羊結婚嗎？”此前，在他的夢境中，羊羔已經取代了媽媽的位置。孩子說，以前想爸爸媽媽，現在不想了，因為想也沒用。
在絕大多數小孩眼里，挨罵可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而有的留守兒童卻能為此驕傲幾天，他會帶著炫耀的表情告訴小伙伴們，“爸爸在電話里罵我了”。聶茂說：“他就是想向他的同學們傳達一個信息——父親很關心我，這表明他們渴望與父母交流的愿望很強烈。”
聶教授提供了一個令人憂慮的數據：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使得大約60％的留守兒童出現了輕度、中度心理問題。有學者研究了這類兒童（2歲半至11歲以上）的情緒表現，結果是一連串讓人感到不安的字眼，比如易怒、自我責備、迷惑、焦慮、悲哀、害怕、無助以及攻擊性行為等。
灰色童年
他看到撿煙的小女孩跑到距他20多米遠的地方，微笑著把煙蒂塞進了嘴里，瞇著眼，像一個老練而饑渴的煙民一樣大口大口地猛抽
非常明顯的事實是，一些農村兒童的人生軌跡，從他們的父母外出打工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朝著大人們最害怕看到的方向滑去。原本天真快樂的童年，逐漸被灰色，甚至血色所籠罩。聶茂和他的同事記錄了不少這樣的事例，有些“太可怕”的故事，他們不敢寫出來，只是在私下的場合講得某些人面容失色。
下面要提到的這個孩子的行為肯定是眾多家長無法容忍的，但她的表現還夠不上“嚴重”。小女孩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和一張油膩的小臉，她旋風般的撿煙的動作引起了厲雷的注意。厲雷是聶茂的研究生，也是《傷村》一書的第二作者。2005年10月12日,在湖南省新化縣曹家鎮的一個村莊里，他看到撿煙的小女孩跑到距他20多米遠的地方，微笑著把煙蒂塞進了嘴里，瞇著眼，像一個老練而饑渴的煙民一樣大口大口地猛抽。她后來神氣地告訴這位研究生，她一天會抽一到三根煙，沒煙的時候，撿五六個地上的煙頭就夠一支了。讓“小煙民”略感沮喪的是，她只能吐一兩個煙圈，而一些同學卻能吐出一連串。
這個煙癮很濃的小孩讓厲雷第一次意識到了留守兒童存在的成長迷途問題。而接下來的發現，讓他更加吃驚。在新化縣吉慶鎮戶長山村，有一個12歲的男孩，村民稱之為“慣偷”、“萬惡”、“能上天的野孩子”。母親在他3歲的時候撇下他跟人跑了，6歲那年，父親外出打工把他留給了奶奶。聶茂師生印象中的這個苦命的孩子，“個頭不高，身材瘦小，長著一雙滴溜溜的眼睛”，曾經一把火燒掉了某個村民的一間草房。那年春節，父親回家，聽說此事，把他的衣服脫光，吊在樹上，用皮帶一頓狠抽，也無法抽掉孩子身上的劣性。父親一走，他依然是最讓村民頭疼和需要嚴加防范的對象。
沒有父母管束的留守兒童，猶如脫韁的小野馬，一不小心就會墜入犯罪的深淵。2006年，聶茂在湖南省教管所調查得知，1708名在押未成年犯中有654人為農村留守兒童。如此高的比例讓這位大學教授震驚不已。
一些孩子，并不懂得什么是犯罪，就犯下了讓人無法原諒的罪惡。一個15歲的留守少年，因為沒錢上網，用一把菜刀砍死一位老人，從她身上翻出300元，并從死者的冰箱里拿出吃的東西，然后走進了網吧。浙江蒼南縣三年前曾破獲一個號稱“七匹狼”的犯罪團伙，7名成員中有6名留守兒童，最大的才16歲，他們涉案300余起,包括收保護費、綁架、搶劫、強奸、盜竊、故意傷害等違法活動，驚動了中央有關領導。聶茂用沉痛的筆調形容這些孩子“就像脆弱的星星一樣迷失深陷在黑夜里”。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一個名叫張吉萬的留守兒童走進了無數人的視野，并讓人鼻子發酸。他年僅11歲，身軀羸弱，卻背著3歲的妹妹在飛石不斷滾落的路上走了十幾個小時，逃離了危險。人們從記者抓拍的圖片中看到了小吉萬眼神的堅毅和對妹妹不離不棄的深愛，有網友動情地為他獻上詩文：“別哭，妹妹，相信我11歲的雙腳，不怕地動山搖，相信我12小時的奔跑，我在你就在！”
在突發性的災難中，留守兒童往往是受害最嚴重的對象。聶茂因此為張吉萬兄妹感到萬分慶幸。他們開展歷時兩年多的“農村留守兒童生存現狀”調查，就源于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2005年5月31日深夜，湖南省漣源市荷塘鎮暴發山洪，12名兒童被奪去生命，其中11人為留守兒童。時任共青團湖南省委書記的吳奇修由此意識到，留守兒童是一個普遍性的難題，責令團省委著手開展專題調研。
但是，危害到留守兒童安全的不僅僅是天災，更有人禍。尤其是留守女童，她們很容易成為被猥褻、被虐待、被誘奸、被強奸的對象，而喪盡天良者可能是某個面容和善的鄰居、向她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甚至與她血脈相連的叔叔和爺爺。這其中的悲慘故事，聶茂不忍敘說。
失去活力的鄉村
“那個熱鬧而快樂的農村生活，看來是永遠失去了。”
一個被研究者廣泛引用的數據出自2005年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平均每四個農村兒童中就有一個多留守兒童，約為5800萬人。支撐這個結論的現實已把聶茂心中的農村形象擊得支離破碎。這位出生湖南農村的城里人，做過記者，在國外拿到了博士學位，他曾經固執地認為，農村是最有詩意的地方。而今，展現在他面前的許多鄉村，已經失去了活力，變得蒼白而空洞——青壯年大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主要是老幼病殘。聶茂說，農村的新房確實越來越多，但有不少只是作為“面子和安慰”空置在那里，他們的主人選擇蝸居在城里某個蚊蟲亂舞的簡易房里。他很悲傷：“那個熱鬧而快樂的農村生活，看來是永遠失去了。”
和那些郁郁寡歡的留守兒童相比，他覺得自己的童年“簡直是太幸福了”。盡管，他家“窮得不得了”，以至于母親生下的10個孩子最終只留下了5個，有的餓死，有的送人，但小聶茂還是過得“很有意思”，他和同伴們一起游泳、打群架、搞惡作劇，內心沒有一點恐懼感。回到家，給父母撓撓癢、扇扇風，或者趴在他們的腿上聽故事，在星空下迷迷糊糊睡過去。“只要有父母在，不管外面發生什么，都不可怕，父母就是我的天和地。”他說，接著嘆了一口氣，“現在的留守兒童沒有天地，無依無靠啊。”
大量的事實表明，留守兒童的精神核心常常還是外出的父母，父母離得再遠，其他監護人都很難占據這個核心的位置。“你最想要什么？”課題組的成員把這個問題拋給一些孩子，往往能得到同樣的答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爸媽回來就夠了。能和父母短暫的相處一段時間，成了留守兒童一年中最奢侈的享受。但是，有此待遇的孩子并不多，在他們外出打工的父母中，還有一半以上的人，需要兩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選擇回家一次。
電話似乎成了維系兩代人情感交流的重要紐帶，但聶茂對它的效果也很不樂觀。他們有一個針對農民工的調查，發現后者給家里打一次電話的時間平均不會超過8分鐘，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大人的主要交談對象還是小孩的監護人，大都是泛泛而談，毫無針對性的囑咐。
在很多父母看來（簡單而無奈），對孩子最好的彌補就成了“多給一些錢”，盡管那些錢可能會被送進網吧、游戲廳或者換成煙酒。
亟待開展的“系統工程”
課題組的成員們跑遍了上百個村莊，發現竟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從未聽說過“留守兒童”，很多人對此不屑一顧：“這也算問題？”
向沒有親身經歷過這種生活的人描述一些留守兒童的感受，并引起他們的共鳴，其實很難，聶茂希望，孩子們這種灰色、沉重的生活狀態被展示出來，能得到更多人的關注，一起來思考：一個由幼小的孩子和年邁的老人支撐的農村該怎樣面對一切？很多時候，他常有無能為力之感。
目前，他能做的，除了大聲疾呼“留守兒童不是某個家庭的問題，他們屬于全中國”之外，就是和《傷村》的另外兩名作者商定，把該書所得的首印版稅全部捐給貧困的留守兒童們。
人們喜歡用“系統工程”來形容解決某個問題的復雜性，“留守兒童”就是如此。現實總讓人感到憂慮。課題組的成員們跑遍了上百個村莊，發現竟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從未聽說過“留守兒童”，很多人對此不屑一顧：“這也算問題？”
聶茂認為，留守兒童這個“系統工程”需要家長、學校、監護人、村干部和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它的“事故”發生率。他設想，“如果留守兒童的工作能像計劃生育那樣實行一票否決制，那就太好了”。在他的心中早已建立起“兒童樂園”，它們分布在留守兒童集中的每個村莊，由政府的專項資金負責，有專職的輔導老師陪著孩子們在各種娛樂設施中盡情的歡笑。
聶茂力圖去發現留守兒童中令人欣慰的一面，他沒有失望而歸。確實有不少自強不息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撐起了自己的天空，他也了解到許多善良的、富有愛心與責任感的個人和組織給了留守兒童貼心的關愛。
比如湖南省瀏陽市的山田中學和它的老師們。聶茂主張把學校作為開展留守兒童工作的突破口，就是從中看到了希望和信心。記者趕到了這所被群山包圍、聲名遠播的農村寄宿制學校，它關注留守兒童成長的做法被外界譽為“山田模式”。遺憾的是，前來參觀者眾多，而仿效者依然寥寥。
學校有700多名學生，留守兒童占了40％，他們中有139人除了分布在常規的班級以外，還是43個“親情家庭”的成員，“家長”由學校的老師自愿擔當。
一名12歲的四年級男生，曾有過多年流浪經歷，8歲那年才固守在奶奶身邊。如今，貼在他的床頭的小卡片表明，男孩有一個飛行員的夢想。記者夸他語言表達流暢，他笑了起來，大大方方地說：“我以前說話吞吞吐吐的，心里總有恐懼感，后來慢慢好起來了。”他與“親情家庭”里的幾個孩子經常一起打乒乓球、互相交換看過的書，“就像兄弟姐妹一樣”。
男孩與他的父母已經好幾年沒有聯系了，不知道他們的電話，也不知道他們住在哪里。坐在乒乓球臺附近的一塊石頭上，他抬起頭，望向遠處，神情憂傷地說：“爸爸媽媽還不回來，我就長大了，他們會不認識我了。” (記者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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