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戳穿
長期以來，中國相關主管部門與企業自信心嚴重不足，對“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謂“卓越聲譽”在國內外市場中樹立起信譽。但審計實踐卻表明，“四大”并沒有能夠提供更高質量審計服務的證據。
早在2001年財政部公布的會計信息質量抽查公告中，畢馬威就因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廣西玉柴機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會計報表數據失真等受到通報批評，2001年更因為錦州港事件而創造了國際著名會計師事務所在華成為被告等三項第一。安永因為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風險手冊而廣為詬病。2006年安永全球發布《不良貸款報告》，在遭到中方嚴正駁斥后宣布收回報告，承認其中關于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的數額估計“沒有根據，是個錯誤”。2005年財政部公布例行的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告，普華永道因上市公司“黃山旅游”的問題而被責令整改。緊隨其后，普華永道因失察而被G外高橋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審計責任并賠償巨額損失。德勤則深陷“科龍門”事件，因在存貨、應收賬款、銷售收入等審計過程中執行的審計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責，并因科龍資不抵債而成為訴訟重點。此外，德勤在中芯國際、古井貢、創維等多個審計事項中不斷為自己的清白辯護。
國內很多媚外人士很善于自我解剖，認為“四大”在中國遭遇的誠信問題根源在于我國司法制度不健全，社會風氣不好，誠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資事務所難免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境況。雖然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妄自菲薄實在不可取。作為壟斷資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絲毫沒有因國而異。其實，“四大”在美國本土與西方世界“獨立、客觀、公正”的神話早已被戳穿。
2005年8月，德勤因涉嫌為羅孚汽車公司避稅而獲取額外報酬，從而受到英國會計調查與紀律委員會的獨立調查。2005年9月，持續數年的日本保險公司狀告德勤一案有了結果，德勤至少付出2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全球審計公司中為訴訟和解付出的最昂貴代價。2006年5月，普華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廳責令停止最大客戶審計業務兩個月，原因是該公司的內部控制措施松懈，導致化妝品公司嘉娜寶出現會計欺詐行為……
即便在美國本土，隨著越來越多的參假涉假丑聞被曝光，美國監管機構也越來越難以包庇縱容這些會計師事務所。近乎每個大公司(如世界通訊、安然、施樂、微軟、IBM、波音、朗訊等)財務丑聞的背后都有“四大”的身影，但幾乎沒有一個重大財務舞弊案是由“四大”自己發現的。2005年8月，美國司法部著手調查畢馬威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稅問題。美國國稅局稱，避稅策略使20多家公司至少少繳了17億美元的稅款。
在2000年安達信從安然公司獲取的收入中，審計收入為2500萬美元，竟然低于2700萬美元的非審計收入；畢馬威2002年從通用電氣公司得到的審計收入僅為2390萬美元，而咨詢服務費收入則高達7970萬美元。大量的非審計服務收費引起市場的廣泛批評，甚至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審計收入只占事務所收入的30%，那事務所的獨立性又怎能保證？”
美國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會計監督理事會”2003年6月～12月間對“四大”的審計業務進行了抽查，發現了大量的審計錯誤。根據其提供的報告，“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2003年審查賬戶中錯誤地使一些客戶低估其債務和歪曲其財務狀況”，“錯誤地解釋一項已經九年的規范”。美國證監會的首席會計師稱，“四大”個個都需要改善其審計質量。
當安達信陷入危機時，其執行總裁貝拉迪諾在給雇員的信中寫過這么一句話：“我們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陷入這種困境的大機構。”
禍害深遠
“四大”進入中國后，通過各類公關活動，與中國相關政府部門保持良好關系。特別是通過與政府合作方式，把自己和監管部門緊密聯系在一起。德勤從1993年開始，就作為項目顧問參與財政部制定中國會計準則，此后長期協助財政部推進此發展方案。此外，德勤還與國家稅務總局、國資委等政府部門有著密切的合作。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還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起草《風險導向審計程序》，以此“構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1995年起，畢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蕭偉強就擔任中國會計審計準則外國專家顧問，安永的中國區合伙人邱家賜擔任證監會發審委委員。由于和政府部門關系密切，“四大”在華受到的監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謀取更多更廣泛的利益。
諸多國家和地區都制定相關措施限制外資會計師事務所于境內展業，如臺灣對外資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較為嚴格的限制，外資事務所的會計師必須考取當地的資格后才能執業。印度除此以外還要求外資事務所做上市公司業務后須經本土事務所復核。日本、韓國等國家也對本地的會計師事務所采取保護措施。而像中國這樣多個政府部門與一個始終對中國不很友善國家的機構保持如此密切關系、并使其享受多種“特許經營”，在國際上是罕見的。或許正是因為這種罕見的關系，使中國監管部門寧愿犧牲本國機構的利益，來討好滿足這一特殊群體的需要。正是在中國相關監管部門的幫助下，“四大”幾乎壟斷了中國大企業，尤其是金融企業、跨國企業的審計業務。“四大”也因為這種“特許經營”而獲取高額壟斷收益。研究顯示，同一個審計項目，“四大”的收費高出國內所2～5倍很正常。以收費標準最高的北京為例，國內所的主任、副主任會計師每小時收費300元，而安永為2750元。隨著審計事務所并購加速，行業集中度會越來越高，＂四大＂的優勢將越來越明顯，獲取的壟斷利潤也會越來越大。
跨國壟斷資本的本性是獲取暴利與實施控制。控制是為了更好、更穩定地獲取暴利，而暴利則更便利、更有條件實施控制。在華壟斷地位不斷強化的“四大”不只是獲取豐厚的市場利潤，而且是獲取更具有戰略性的資源——信息。“四大”審計的大型企業特別是金融類企業，關系著中國經濟命脈。這些企業完全由“四大”來審計，無疑將中國經濟的重要數據暴露給了外資。據中國銀行一經理人員透露，在中行上市審計期間，中行高層專門指示各部門必須為普華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資料，而很多資料本來對自己的研究人員都實行保密。不僅如此，還由“四大”來設計企業改革、融資模式，如普華永道為中國工商銀行規劃了未來八年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全面風險管理改革路線圖，這意味著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弱點毫無保留地展現給了外資。近年來，中國“走出去”的企業屢屢遭遇不順，巨額經濟損失時有發生，相關專業人士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缺乏經驗；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方面，就是我們的企業已經無商業秘密可保。外資審計、評級、咨詢、承銷，還有戰略投資、管理顧問等，已經使中國企業乃至部分政府部門在近乎透明的狀態下運作。
早在2002年初，也就是中國證監會頒布那“一紙文書”后不久，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須請外國公司補充審計”這一規定的荒謬。五年多過去了，董先生也已作古，相關監管部門非但不迷途知返，反而變本加厲，使外資審計機構對華審計行業的控制日甚一日。去年以來，中國股市如脫韁野馬，狂奔不止，急速膨脹的風險日益令人不安。有業內人士指出，這相當一部分歸于“會計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價。本人不甚清晰這是哪家機構使出的“高招兒”，也不清楚監管者為什么會接受這一“妙計”，但我知道的是，當初日本就是因為允許企業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隨著泡沫的破滅，到來的是十多年的經濟蕭條。本人不敢猜測這其中是否有什么人的預謀，但可以設想，這極有可能使中國股市走向危局。(江涌 來源：世界知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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