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不是我們一個國家面臨的問題，也不是我們一個國家能夠解決得了的問題。國際市場供求狀況，既有經濟增長的因素，也有國際政治力量博弈的成分。原材料、能源和農產品等的需求過旺，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需求造成的，控制中國一國的需求，對于改變國際市場整體的供求關系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國的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間需求，最終需求來自國際市場。減少中國的中間需求，意味著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削弱，意味著眾多出口企業的經營困境，意味著大量就業機會的喪失。
通脹是一個貨幣現象，世界性的通脹是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貨幣的現象，說白了是美元的現象，而不是人民幣的現象。中國的中央銀行不應該對此次通脹負責，也負不了這個責。過緊的貨幣政策，對于通脹的抑制作用是有限的，但會造成嚴重的資本供給不足，使大量企業陷于經營困境，破壞經濟的供給能力，反而會使通脹惡化。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運用得好，是幫助我們度過通脹難關的資本，運用得不好，是我們喪失貨幣主權，承受國際資金巨大沖擊的禍害。
世界通脹是需求拉動的，而中國的通脹更應當按照成本推動來應對。因此，反通脹的基本思路應該是降低成本和度過高成本的難關。對于企業，要幫助其降低成本，要放貸款，要減稅，要鼓勵提高效率和節能減排的投資，尤其是要支持中小企業，鼓勵創造就業；對于老百姓，要幫助其承擔價格上漲后的生活成本，要對低收入階層進行更大力度的補貼，要提高農產品價格。
在反通脹的思路方向上，應當逐步從控制需求，轉向支持供給。沒有企業哪有經濟？沒有供給哪有經濟？改革是最終的出路，價格管制是改革的倒退，對生產企業的財政補貼同樣也是改革的倒退。在政策手段上，應當逐步弱化貨幣政策，強化財政政策。改變財政收支增長遠遠高于整個經濟增長和其他經濟主體收支增長的狀況，調整財政收支結構，讓廣大老百姓富起來。
一、關于農產品價格
我們面臨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全世界都面臨著通脹，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這一輪通脹不是我國所特有的，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現象。因此，通脹的對策也就必須在全世界的范圍內尋找，在國際市場上尋找，而不能在經濟如此國際化的環境中，關起門來考慮問題和解決問題。如果我們試圖依靠一個國家的努力來對付通脹，其效果一定是有限的。而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看，我們單方面的、超出自身經濟承受限度的努力將不可避免地削弱我國的經濟競爭力，損害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農產品、食品價格上漲是我國通脹的最主要成分。在這里，我們不討論在消費價格指數中這部分價格上漲的影響是否被過分夸大。可以肯定地說，農產品、食品價格的上漲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不是我們一個國家能夠左右的。農產品的供求狀況除了受氣候影響之外，也與有些發達國家拿糧食來制造能源有關。然而，正是那些天天吃著牛排的人說，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多吃了兩口肉造成了世界的糧荒。當今的糧荒，除了天災，還有人禍。人禍從何而來？我們需要知道誰從全世界的糧荒和農產品漲價中得到好處了？可以肯定地說，從糧價大幅度上漲中得到好處的不是我們中國，而是那些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國，那些一直為農產品價格補貼打得不可開交的國家。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供求關系主要的決定因素絕不是我們國家的國內需求，而是來自那些從糧價上漲中獲得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國家。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有長遠的思想準備，國際糧價的上漲恐怕不是短期的過渡性現象，因此也不是我們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夠過去的。即使糧食價格的回落，也很可能只是短期的現象。不要寄希望于強制性的糧食限價政策躲過糧食價格上漲的高峰期，等過了一段時間以后，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會自然消失，那時候就可以回歸正常的糧食價格政策。
從我們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來看，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上漲、質量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是大勢所趨，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農產品和食品價格的提高有利于糧食供應的增加以及食品質量和安全性的提高。相反的，如果強制實行糧食限價收購和限制農產品價格，就會嚴重打擊農民的積極性，損害農民的利益，這與支持三農的大政方針是矛盾的，與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和諧社會建設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提高農產品價格是大勢所趨。
當然，提高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不能不考慮對于群眾生活的影響。中低收入階層的生活一定會因為糧食價格的上漲而受到很大影響，政府應當加大這方面的財政支出，對受影響的城鄉低收入階層進行足夠的補貼。2007年，財政收入總額超過了50000億元，2008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加35.5%，稅收收入超過33.8%，對于這點生活補貼，財政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且是應該承受的。至于中高收入階層，甚至比較大部分的城鎮居民(當然不是全部城鎮居民)，是能夠承受在現有水平上增加一二百元，甚至更多一些的食品支出。
我們的結論是：農產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來自國際市場和國際力量的推動，并且，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很可能是一個短期內無法改變的趨勢，我們應該順勢而為，乘機推進農產品價格改革，在農產品食品價格上漲的同時，較大幅度地提高對于低收入階層的補貼。
二、關于原材料和能源價格
原材料能源的價格上漲，主要是因為國際市場的需求拉動，來自中國的直接需求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只是國際最終需求的中間需求。在最終需求中，中國只是國際市場總需求的一部分。對于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來說，原材料能源的價格上漲主要是一種成本推進的通脹。如果一味壓制中國的國內需求，對于抑制國際性的通脹的效果是有限的，不僅如此，還將給我們的國際競爭對手讓出更多的空間，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損害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從國際市場進口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漲價，對于我國的企業來說，無疑是成本推動的產品價格的漲價壓力。因此，從最為直接的層面上來說，由此引起的通脹是成本推進的。但是，也有人進一步分析國際原材料和能源市場的價格上漲的原因，他們非常正確地看到了國際市場的原材料能源價格的上漲主要因為過于旺盛的世界性的需求拉動。從國際貿易來看，來自中國的需求構成了國際市場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這第二層面來說，原材料能源的價格上漲是需求拉動的通脹，中國的需求在國際市場需求中舉足輕重。到這里為止，這樣的分析和邏輯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再往前推一步，認為要抑制國際市場的價格上漲，就要抑制國際市場的需求，而要抑制國際市場的需求，就要抑制來自中國的需求，要抑制來自中國對于國際市場的需求，就要對中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那就錯了！因為，這不是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完整故事。要是我們更進一步地分析來自中國的需求，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因為國內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對于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需求只是中間需求，最終的需求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國際市場。比如，據有關估計數據，我國出口的鋼材，加上機電、家電等產品的鋼鐵含量，一共達到八千萬至一億噸。換句話說，雖然我們進口大量的鐵礦石，但用來煉成八千萬至一億噸鋼鐵的鐵礦石的真正需求來自國際市場。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中國加工后出口的相對價格較低的產品緩解了全世界的通脹壓力。但同時，國內的企業和人民卻承擔了成本上升的巨大壓力。
可見，從2006年開始，我國出口中暗含的鐵礦石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新增加的鐵礦石進口。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來自國際市場的最終需求，我們可以大幅度減少鐵礦石的進口。有一種觀點認為，因為中國的鐵礦石進口是導致國際市場鐵礦石價格大幅度上漲的邊際增量需求，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是沒有依據的。如果要減少這部分來自中國的中間需求，就是意味著我國企業減少出口相應的鋼鐵和含鋼鐵的產品如機電和家電產品等。這樣，國際買家不從中國進口，會轉向其他國家進口。我們抑制需求的結果是主動讓出國際市場，給國際競爭對手更大空間，而國際市場的原材料能源需要并沒有因此而減少，價格上漲的壓力也沒有因此而得到緩解。
鋼鐵如此，能源也如此。中國進口的石油中，也有相當大一部分用于出口產品的消耗。這部分的需求最終并不是中國人民和中國經濟的消耗。當然不能記在我們頭上！
至于中國國內的最終需求，一方面要從生產的角度來看，適當的對策應該是幫助和推動企業提高效率，減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這是需要投入和投資的，需要降低企業的負擔，需要營造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的機制、政策和環境；另一方面從生活消耗來看，不能責怪中國老百姓生活消耗太高，我們的生活能耗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低得可憐的，只是人家的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
如果以犧牲經濟增長、企業競爭力以及老百姓生活質量為代價降低我國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是損害國家利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應對通貨膨脹的正確措施應當是從稅收甚至直接的財政支出方面幫助企業更新技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企業負擔，迫使企業不得不減少投入和投資。
綜上所述，農產品、原材料和能源的價格上漲，主要是國際市場的現象，是由國際市場的需求拉動的。而國際市場的需求增加，既有直接或者間接地來自國際經濟增長的固有需求，比如原材料能源；也有一些國家有意制造的需求，比如拿糧食造乙醇。中國憑一國的努力，控制國內的需求對于減少國際市場整體需求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我們將目前的通脹誤診為國內需求拉動，采取嚴厲的控制需求的反通脹政策，不但不可能遏制世界性的通脹，而且極有可能損害我國的經濟增長，損害我國企業的經營狀況和國際競爭力，損害我國人民的生活質量。我認為，對于我國企業來說，這些價格的上漲就是成本的提高，成本的提高迫使他們的產品價格的上漲。因此，應對目前通脹的正確政策應該是一方面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盡量消化輸入性的成本膨脹，在此基礎上，實在需要通過產品價格上漲化解成本提高的，產品價格該漲的也得漲；另一方面，要真正關注民生，加大對城鎮中低收入居民以及農民工的補貼力度，盡量避免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的現象發生；落實支持三農的政策，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使留在農村的農民也能夠分享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成果。
三、綜合考慮政策措施
社會政策和環境政策是文明進步的表現，也是人民利益的體現。但是，這方面的進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政策措施的具體內容和推出時機應當綜合考慮和認真權衡。
當前通脹成本推動的特點，從如下兩個方面得到了明顯的強化。首先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力成本應當提高，勞動應當更多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甚至說勞動者應當得到他該得到的經濟增長成果。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東部地區，企業對于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承受能力大一些，但是，應該允許中西部地區循序漸進，并以此推動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帶動整個國家的發展。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的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搞的是“一刀切”，在使東部企業的成本大大提高的同時，不僅沒有促使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而是把企業逼到了國外。另外一類的成本上升對于企業狀況和通脹的負面效應也是不可忽視的。企業的社會負擔增加了，企業在節能減排方面的成本大大提高，企業的稅負實際上重了很多。我們說，隨著社會的進步，這些可能都是應該的，但是在目前各個方面的成本都大大提高的時候，在天災人禍不斷的時候，能不能換一個時機，給企業緩一緩的機會呢？
社會政策和環境政策的主體，除了企業之外，還有政府，甚至可以說在政府擁有如此大量的國有資產，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如此之快的時候，更主要的責任應該在政府。不能把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責任全部推給企業，最近的一些社會政策和環保政策所要求的財務負擔是非常沉重的，我們需要認真權衡在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合理分擔。
回到通脹問題，我們改變不了世界性的通脹局面，我們更改變不了或多或少影響甚或操控國際市場價格的國際力量，硬要憑一己之力改變國際市場的供求關系，結果一定是自取其害。我們只能適應。其實，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不是以高通脹為代價，相比較其他經濟增長較快的發展中經濟，我國的通脹是控制得最好的。
四、運用財政政策調整需求結構
運用財政政策，調整需求結構，深化改革，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是應對通脹的正確選擇。
從需求的角度來看，與其強制壓制需求，還不如在調整需求結構方面下些功夫。如果不能有效地調整收入和支出的分配和結構，那才是我國經濟的最大隱患。
從投資角度看，我們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數據，但可以用上市公司的數據。
數據表明，國有控股企業的資本性支出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資本性支出。結論是資本性支出的增長速度與國有股份的比例成正相關。如果我們考慮到如下幾個因素：第一，國有持股50%以下的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東為相對控股(第一大股東)的上市公司的資本性支出超過非國有上市公司的資本性支出；第二，政府支出中給予非上市國有企業的大量投資沒有統計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資本性支出中；第三，非上市國有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相對便利；第四，非國有的非上市公司的投資資金來源極其困難因而投資金額相對很小。那么我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說，中國經濟中投資需求的主要增長因素來自于國有企業。要控制投資需求的增長，關鍵絕對不在控制中小企業的投資需求。如果一項旨在控制投資需求的政策沒有控制住國有企業的投資，而是控制了中小企業的投資，那么這項政策不僅收不到預期的效果，還會害死很多中小企業。
五、發展政策的標準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創造就業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
中國絕大部分新的就業機會來自于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最為接近，中小企業也是創新和經濟活力的主力軍。但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大大提高了企業的成本，而中小企業首當其沖，受害最甚。中小企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是中國企業中的邊緣企業。任何一個緊縮的政策，首先就緊縮到他們頭上。縮減銀行信貸規模，如果縮減5000億元，我相信至少4000億元縮減在中小企業頭上，而這4000億元的就業密集程度是最高的。現在，很多中小企業連生產經營所必需的流動資金貸款都得不到，他們掙扎于破產的邊緣。運氣好一些的，借到月息高達、甚至超過5%的民間融資，這顯然也是飲鴆止渴。看看長三角的民營經濟，看看珠三角的合資企業，看看全中國的中小企業。相反的，大部分的優惠政策，首先不會優惠到他們頭上，只有優惠的范圍和程度足夠大，他們才能夠享受得到那么一點點，因為他們是邊緣的企業。增加5000億元貸款，估計有個1000億元到中小企業就很不錯了。要創造足夠的就業，要改善民生，就必須要有足夠力度的經濟擴張政策。除非，我們能夠做到在金融信貸和其他政策的實施過程中真正把中小企業的發展擺在戰略優先的地位。即使在2006年和2007年這樣非常有利的資本市場環境下，融資的絕大部分都給了其實并不缺錢，或者用錢效率低下的國有大型企業，一個大型國有企業一次融資就能夠達到500多億元、600多億元。要知道，中小企業板所有246家上市公司的首發融資總規模也不過800多億元。在改善民生，增強經濟活力上，難道246家中小企業也沒有一兩家國有大型央企重要嗎？
我們相信，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的政策一定是支持供給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企業發展、鼓勵就業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
六、通脹根源何在
通脹根源在于美國的貨幣政策，在中國一國范圍內，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應負的責任也是有限的，更有效的對策應該通過財政政策來實現。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國際金融和資本市場相互聯系和影響不斷加強的今天，如果說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那也是國際上主導貨幣的現象，說白了就是美元的現象，而不是人民幣的現象。中國的通貨膨脹，主要責任不在于我們的貨幣政策不夠緊，主要責任也決不在于中國的中央銀行。如果說貨幣管理上有問題，也不在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貨幣政策手段上，而在相當于十多萬億元人民幣的外匯儲備上，其中有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屬于投機資本，掌握在資本玩家的手里。如果我們不區分由此引起的所謂的流動性過剩與企業經營必需的資本供給，沒有運用可以區別對待的政策手段，那么消除流動性過剩的政策必然導致正常資本供給的嚴重不足，導致生產系統的癱瘓。我認為，在我國企業目前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流動性過剩，而是資本供給的嚴重不足。外匯儲備問題還不僅限于此，在實物市場上，前面分析過的國際市場上的旺盛需求，有一部分是靠我們的外匯儲備支撐的；在投資市場上，一部分的外來投資事實上是靠我們的外匯儲備實現的。
為了對付次貸危機，美國可以增加數千億美元的財政支出，可以直接干預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可以無節制地印制美鈔，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利率，可以讓美元大幅度貶值，可以讓全世界的投資者和儲戶為賴賬的美國家庭買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卻在勒緊腰帶，甚至勒緊脖子。
如果這次世界性的通脹繼續惡化，那么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出現危機。危機首先出現在經濟力量最薄弱的國家或地區，然后會是一些一定程度發達的經濟，最后甚至會拖累一些發達的經濟，美國的傳統盟友。到時候會有一股強大的國際性的求變力量出現，這是一個看誰能夠熬到最后的較量。我們有這么多的外匯儲備，雖然經濟發達程度不高，但是有能力堅持到最后的。既然如此，我們就沒有必要在現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去承擔我們承擔不了的責任。我們用不著擔心越南的危機會在中國重復，但我們要認真審視金融的對外開放。
如果這一輪通脹的成因是世界性的，我們就不能把消除通脹的壓力，減少需求的努力都由我們一個國家來扛，硬扛是扛不起的，硬扛只會把自己壓垮；如果這一輪通脹的壓力是較長時期積累起來的，并且會持續一段時間，我們就不能希望咬咬牙挺過這一陣就好了，僥幸心理只是把問題往后推，并且很可能會使問題更加惡化；如果較高的通脹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就應當有勇氣面對和接受通脹的事實，不要強為不可為之事，不要一味地限制國內需求，壓制經濟活動，甚至在改革上倒退；如果通脹對老百姓、對企業、對經濟造成傷害，我們就應當努力將這些傷害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把主要精力放在幫助老百姓維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幫助經濟度過通脹的困難時期上。
我們相信，以這么多年積累的國家財力和經濟實力(還有這么多需要好好利用的外匯儲備)，財政、企業和老百姓一起努力，運用好財政政策，調整國內需求結構，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百姓的收入，共渡通脹的難關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七、關于政策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措施
我們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很好的，關鍵是要找到能夠確保這些政策得到落實的具體措施。我們看到：
一方面，要防止經濟過熱，另一方面，政府投資，國有企業投資和政府支出遙遙領先；
一方面，要推進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另一方面，國有機制聚積越來越多的資源，并且壟斷性不斷加強；
一方面，要建設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另一方面，把更多的公共事務和負擔推向社會和企業；
一方面，要調整發展模式，擴大內需，降低對外依賴，另一方面，一系列的措施嚴重抑制國內需求；
一方面，要推進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行政集權、行政聚財和行政聚才越演越烈，行政干預越來越嚴重，行政定價，政府(對企業的)補貼越來越多；
一方面，要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能源低價格鼓勵消費和浪費；
一方面，要關注和扶持弱勢群體，另一方面，財政補貼能源價格對富裕階層有利；
一方面，要支持三農，另一方面嚴格限制農產品價格；
一方面，要發展中小企業，鼓勵創新和創造就業，另一方面，緊縮措施使得眾多的中小企業面臨艱難困境。
八、能源價格管制是本輪股市大跌的最直接原因
2007年11月初以來，兩個市場的市值一共跌去了12.5萬億元，其中石油石化和電力行業的市值跌掉了5.6萬億元，占到兩市全部市值損失的45%。中國石油一家跌了4.3萬億元，占兩市全部市值損失的35%。
能源類股價的大跌是因為它們的經營業績遠遠落后于上市公司整體業績。2007年，如果剔除石油石化、電力行業，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增長73.27%，而這幾個能源類行業的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長是5.75%。2008年一季度，如果剔除石油石化、電力行業，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增長49.61%，而這幾個能源類行業的上市公司的業績是下降了44.6%。在能源緊缺，油價屢創新高的時候，能源類上市公司業績比其他公司都差，顯然是違反經濟規律的，是不正常的。
能源價格管制是一種反市場化的措施。當然，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這種措施是反市場化的就予以排斥，尤其是在非常的時期，在非常的情況下，就需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非常措施很可能是反市場化的措施，并可能是最好的措施。但是，這一輪能源價格上漲不是突發性事件，也不是臨時的過渡性事件，因此不能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事件來處理，而必須采取符合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大方向的、可以長久持續的對策。能源價格管制、政府補貼和征收特別收益金，一整套的措施看起來就像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影響石油石化企業的收入、成本和利潤的最關鍵要素，再往前推一步，還不如把這些企業全納入政府預算算了。顯然，這種做法違反了能源市場和能源企業運行的基本規律，是行政干預的回歸，是改革的倒退。這樣的措施導致了能源的浪費，市場的混亂，消費者的排隊，權力的腐敗，生產者的損失并進而加劇了供給的不足和通脹。從社會影響來看，限制能源價格是對相對富裕階層的傾斜政策，對弱勢群體和社會和諧是不利的。
能源價格管制對于股市的估值有什么影響？根據2008年5月26日的股價，以2007年實際利潤計算的市盈率是24；按照我們假設的能源類上市公司業績與其他公司的業績增長持平計算的市盈率是20；按照2008年一季度末的前十二個月實際業績計算的市盈率是21，按我們假設計算的市盈率是20。如果整個市場的利潤增長達到25%，假設市盈率為30，那么，現在的上證指數應該是5500。
在國際能源價格大幅度上漲和通脹壓力很大的背景下，當然不能放任壟斷性的能源行業自由定價，而是應該在價格浮動上有一定空間，使得這些行業能夠得到不低于其他行業的利潤水平。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石油石化和電力行業都可以選擇對通脹直接影響相對小的措施開始。在電力行業，可以先從提高上網電價開始，解決發電企業的困境，以后擇機提高面對電力消費者的銷售電價。在石油石化行業，可以在成品油價格放松上謹慎一些，在降低甚至取消特別收益金上面步子大一些。2007年，政府給予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補貼是49億元，收取的特別收益金是558億元；如果2008年政策不做調整，預計收取的特別收益金為1400億元，政府補貼770億元。降低甚至取消特別收益金，不影響價格和通脹。
大家一定不會忽視能源行業的壟斷情況，我們也完全理解在行業壟斷的情況下提高其產品售價帶來的巨大的長期的負面影響。但我們認為，一個全行業虧損的局面只會加強不在乎經營業績企業的壟斷地位，因為追求利潤的企業不會進入，只會退出這樣的行業。只有當行業經營狀況相對改善，經營環境較為寬松的時候，才有利于推出改革的措施，才有可能逐步改變行業壟斷的狀況。那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絕境中求改革的思路，對目前中國的能源行業肯定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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