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務員住房上的超國民待遇危害極大
當前，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趨勢是，不少地方正在采取“委托代建”、“定向開發”的方式，大興土木地給公務員建實物型住房。這些單位名義上大都打著“集資建房”的旗號，實質上是力圖繞過土地公開“招拍掛”的政策門檻，甚至把公務員住房納入免交土地出讓金的“經濟適用房”范圍，再加上各種明暗的稅費優惠，一些部門的公務員往往可以用只有市場價若干分之一的“價格”買到產權房。一些地方以政府搬遷為名，在原有公務員住房政策之外，在所謂的城市“新區”另建高檔、奢華的領導干部集中居住區、公務員小區等，高標準、低價格地為公務員配置住房；一些已經享受了福利分房和住房制度改革優惠政策的公務員再次有機會低價買大房子、好房子。還有一些單位，一邊給公務員發著“住房補貼”，另一邊又提供遠低于市場價格的“集資房”，貨幣、實物保障兩頭享受。
這些都是給公務員超國民待遇的腐敗做法。
給公務員住房以超國民待遇的做法有幾種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是，“公務員的工資買不起房，所以政府要給予特別保障”。確有很多公務員買不起房，這是事實。但公務員買不起房的比重是否高于社會中等收入者階層？這才是公務員是否應享受特殊政策的關鍵！毋庸置疑，我國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已經達于社會中等程度。如果公務員買不起房，那么全社會中等收入者階層都處于同等條件；這時社會公共政策要解決的，就是如何逐步實現大多數人買得起房的問題，而不應是“公務員優先買得起房”的問題。事實上任何國家公務員的購房能力都是高于其他社會職業同等收入者的，因為他們的職業風險小、融資信用高。
二是，“經濟適用房政策、集資建房政策是國家允許的政策”。一些符合條件的低端、年輕公務員的確有權享受免交土地出讓金的經濟適用房政策。但是2007年國務院24號文件明確規定，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其標準控制為60平方米/套，且要有嚴格的準入條件，配置過程要對社會公開透明；單位集資合作建房只允許距離城區較遠的獨立工礦企業和住房困難戶較多的企業，各級國家機關一律不得搞單位集資合作建房；任何單位不得新征用或新購買土地搞集資合作建房；單位集資合作建房不得向非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出售。
三是，“政府之手對公務員住房問題進行干預，能夠充分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調節作用，克服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這個說法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笨拙的牽強附會。公務員是行使公共權力、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群體；土地等資源是國民財富中最優質的公共資源。動用公共資源為公務員提供特殊性保障，就需要說明這種保障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誰都知道，在商品房成本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土地成本。各地商品房價格的差異，主要是差在了土地成本上。那些公務員“集資建房”之所以廉價的秘密，就在于把公共資源性質的土地通過非市場化的低價“劃撥”或無償地納入到了公務員福利范圍。利用政府對公共資源的支配權，靠壓低土地價格、實行財政明補或暗補來為公務員提供低價的產權房是一種公開侵吞公共資源的行為，是和政府的公共職能完全相悖的做法。
四是，“為公務員建集中居住小區是推動城市改造、擴張的一種示范性措施”。城市化進程中，由于集聚效應的產生需要一定規模、一個過程，新城區的開發、發展以至逐步繁榮的確需要有政府政策介入。例如給進駐新區的商業、教育、文化、醫療等單位一定的稅賦優惠，給購房人以交易環節或持有環節的稅費減免，甚至采取購房免(退)個人所得稅等政策，在高新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等特定功能區給引入的優秀企業以分期支付土地成本等政策鼓勵，等等，這些都是有意義的探索。但是讓公務員“搶駐”，特別是占據最優質的地段、建高檔次的住房，形成與社會其他群體分割的社區，這和利用職權買擬上市公司的“原始股”無異。有必要說明，當前世界各國的趨勢是，就是為公務員配置的保障性住房，也要盡量分散在一般居民社區中。
五是，“為公務員建住房可以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這是近來的一個新說法。房地產開發可以拉動內需和促進經濟增長，這沒有多少疑義。但把中等收入者階層中購房能力相對較強的人群從市場中分離出去，實行政策特殊補貼的“雙軌制”，這盡管同樣會產生投資需求、拉動GDP的增長速度，但是其結果是徹底破壞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則，瓦解市場價格形成的基礎。上世紀90年代初期鋼材等價格的“雙軌制”改革嘗試曾導致“計劃外”價格的暴漲和一輪惡性通脹，其教訓應當牢牢汲取。最近在開發商等市場主體中，對保障房影響市場的反響極為激烈，其背后臺詞，就是對公務員以促保障、保增長為名大規模建房趨勢的不滿。
公務員住房上的超國民待遇危害極大，不僅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妨害市場的健康發展和價格的穩定性，而且會對形成健康文明的住房消費模式起到惡劣的負面示范作用。一些國家歷史上在公務員住房問題上的不慎做法曾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以至政治危機，其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三、保障公務員住房必須合法合規合理
為公務員建住房是一個并無爭議的命題。給任何社會群體建住房都是合理和應該的。但是要動用公共資源，納入住房保障體系，采取區別化的政策去為公務員建擁有產權的實物型住房，則必須在合法、合規、合理的范圍內。任何一級政府，任何一個政府部門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濫用自由裁量權，不能靠“打擦邊球”去謀取不正當利益。
為公務員建保障房，首先必須在合法的框架內。國有土地、國家稅收、財政資金都是國有資產，都是只能用于謀取公共利益的公共資源。為某一社會群體動用這些資源，必須要有法律依據。法未明示可做的，就不能僅以“紅頭文件”、“領導批示”為依據作為政府行為實施。我國已經有公務員法，有法律明示的公務員利益界限。如果需要調整，必須要經過法定的程序，而且要能夠證明確實符合公共利益，要對社會公開透明。不能政府自己“開會研究”來確定自己內部職業群體的利益。這是所有國家涉及政府行為、公務員利益的基本法制要求。
為公務員建保障房還必須合規。政府已經以國務院文件形式規定了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兩競兩限房”等具有政策保障性質住房的適用范圍、供應對象、準入限制以及面積控制標準，就應當嚴格按照相應規定執行。把各種性質的保障房擴大到家庭月收入、現住房條件等明顯超過規定標準的人群，把控制面積擴大到中檔甚至高檔商品房的程度，把滿足基本住房需求和適度改善型需求的保障擴大到滿足享受型、甚至奢侈型需求，把對中低端崗位的保障擴大到中高端職位的領導干部，都是與合規性相違背的。
為公務員建保障房也要約束在合理范圍內。我國人多地少、資源匱乏，公務員應當率先在形成健康文明的住房消費模式、促進資源節約上做出垂范，而不能成為社會住房攀比的標桿。城市的土地資源是國民財富中的優質資源，這些資源必須按照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進行配置，而不能按照某一社會群體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進行配置。在城市規劃中，城市資源配置是有巨大機會成本、社會成本的。把可用于城市發展、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提高的公共資源以任何名義據為己有，都無異于是一種濫用權力的巧取豪奪。在公共利益和個別利益的關系上，掌握社會權力的群體應當具有基本的自律精神。這種自律性是一種高尚，是應有道德，是促進社會和諧、社會文明的“理”之所在。
( 陳淮/作者為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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