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鋅：
我覺得可能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我們知道一些大型的國有金融公司，其實都是上市公司，這時候三到四月份，都是年報要發布的時候，年報發布就自然涉及到企業高管的年薪，所以這個年薪馬上要拿出來曬一曬了，在這個時候財政部發這個通知，應該說是有一個對這樣一個特殊情形的應對，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我們一再強調要通過共克時艱來重振信心，這個時候民眾當然要期待這些國企的高管有沒有用行動來和我們共克時艱、同舟共濟。
第三個，我們都知道，在美國，在歐盟，政府都對企業高管的年薪做出了一些干預，這時候我們的政府部門同樣也需要去做一些至少是民眾的期待。
所以這三個方面的原因，我覺得是在這個時間點上選擇出臺通知的一些主要考慮。
主持人：
你剛才提到，第一是出來曬一曬的時機，第二是要共克難關，第三，在國際大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之下。
大家現在馬上會聯想到，比如說美國，從總統也好，到企業家也好，到民眾也好，都提出要對這個高管進行限薪，我們現在提的限薪和美國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必然聯系嗎？或者說來怎么看待它兩者之間的比較？
王錫鋅：
首先應該看到，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我們的感受現在可以說也是處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金融危機帶來的這樣一種嚴寒。因此對高管年薪加以必要的約束，可以說也是考慮到了國外、國際上一些通行的做法，所以財政部通知中也明確講到了，它是順應國際的一些做法、一些習慣的。
但是也必須看到，我們國家對國有企業高管年薪的約束和美國，包括奧巴馬總統出來，對企業，對華爾街企業高管年薪的約束，我認為還是有一些不同。
第一，奧巴馬總統在強調華爾街必須要對他們的年薪進行約束的時候，他強調的是自律，他強調的是道德上的一種責任。所以奧巴馬說有些高管拿年薪拿太高非常可恥，他是從道德角度來說的。但是在中國呢，我們的國有企業存在著所有權、經營權方面的分離，國有企業的這種資產本身是國有的，或者說是由國有控股的，那么如何保證在這個時候管理者不要侵占國有資產，實際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為我們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我們更有一個合理的年薪定價機制的問題，以及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
主持人：
也就是說美國本身的限薪在某種層面上來講更多出于道德這樣一個層面，我們是從體制這個角度來講。實際上像對于財政部出臺的這樣一個限薪的通知，會帶來什么樣的效果，高管的高年薪是怎樣形成的？接下來我們來連線一下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的主任郭田勇，郭主任您好。
郭田勇(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
你好。
主持人：
郭主任，實際上對財政部所出臺的這個政策，大家很多人都持一種贊成的態度，都覺得高管的確拿那么高的年薪有不合理的這樣一個層面，您怎么來看待這個問題。
郭田勇：
我總體也同意這種觀點。因此從去年2008年這個時候，金融高管的年薪問題其實也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大家質疑聲很大。當然去年的時候還沒有全面爆發金融危機，社會上的質疑聲音就很多，這里面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說各界對金融高管收入偏高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這方面的質疑之聲還是比較大的。
當然我們看到，如果說工資是跟企業的經營業績掛鉤的話，最近這幾年，我們的金融機構，特別是我們中國銀行業應當說取得的業績非常好，這些年業績增長速度非常快。如果僅從這個角度看，銀行高管拿高年薪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主持人：
高管這么高的年薪是怎么樣來形成的呢？
郭田勇：
當然我們前幾年從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講，他很強調年薪是跟企業的經營業績掛鉤，由于我經營得好，所以說工資就高。但是我們覺得這里面有一個問題是什么呢？就是說我們的國有企業，包括我們這些國有金融機構，首先他很大層面上，他并不是一種完全競爭型的行業，我們開銀行還是政府國家投資這些大銀行。所以說經營的好，首先是跟國家前幾年宏觀形勢好有關系，同時由于這里邊市場競爭并不是十分充分，所以說不能把個人的功勞過于強調，就是過于強調個人在公司取得的業績中的貢獻，我想可能有這個問題。
主持人：
剛才您也談到了很多，我們也注意到，實際上有很多評論，比如說對于這種限薪令，限薪令是一種行政的手段，這種手段違背了市場激勵的機制，可能會導致人才流失、競爭力下降等等，怎么樣來看待這樣一個說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