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文化發展戰略是對文化發展進行有意識有目的地總體規劃，而其意識和前意識是文化發展戰略的價值取向和方法論，實為一種戰略文化。因此，形成文化發展戰略的前提是戰略文化的澄明與擇優。唯經濟主義、意識形態機會主義、文化主義、建構主義、功能主義等思潮和心理往往單獨或交叉地作用、影響于文化發展戰略，對它們進行梳理分析，厘清合理與不合理性，匡正利弊，整合優化，撰成此文。
關鍵詞：文化 文化發展戰略 戰略文化 主義 思潮
著名戰略思想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專門探討過“戰略”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底蘊，發現各種戰略都有兩個必要的特點：“它們在被應用之前預先形成；它們是有意識有目的地開發的”。 如果說文化發展戰略的確定和實施表征一種文化自覺，那么，這種自覺的前提首先是其潛在意識的澄明、匡正和優化。建構某種戰略的潛在意識可以說是一種戰略文化 ，它是確定戰略的價值取向和戰略確定的方法論原則。在當下，規劃和實踐文化發展戰略的潛在意識可能受以下幾種戰略文化思潮與心理的影響。
一、唯經濟主義（Economy polarism）
唯經濟主義對于文化發展主要持有三個極端觀點：經濟決定論、經濟導向論、經濟標準論。經濟決定論雖然承認經濟是文化的基礎，但是它把文化簡化為意識形態，并且認為文化是經濟的被動衍生物和宿命副產品。經濟導向論把文化發展納入經濟增長的范疇，認為如果經濟長進，其主體的文化就是可取的、優秀的。經濟標準論就是用經濟增長的指標體系來評價文化的變遷與發展，從而不承認文化自身演進與進步的路徑與成就。因此，唯經濟主義有很強的不合理性。
唯經濟主義的根基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遺風。17世紀以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人性作了“經濟人”假設，把經濟視為決定人和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將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唯一指標，并構建出一種經濟社會的理想王國。配第（William Petty）、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人就認為，人類的幸福和自由在根本上建立于物質財富的積累之上，只有物質財富才能使人類的生活需要得到全面滿足，從而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這種思想把人性從泛道德主義中解放出來，對于促進近代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作為文化要義的人類的精神和道德發展自然就被放逐了。
第二，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誤讀。1859年1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主義原理作了精辟的和經典的闡述，表達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的卓越思想，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確立了物質生產的根本地位。 對于與文化緊密相關的精神生產，馬克思后來又直接說：“資本主義生產在這個領域（指主要包括精神生產在內的非物質生產領域——引者注）中所有這些表現，同整個生產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因此，如果無視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領域的創造性的發展，就可能認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內容既不完善，地位似乎也不重要，很容易劃入經濟決定論的陷阱。
第三，市場機制的僭越。在現代社會，商品經濟是基本生產方式，市場機制是主導生產機制，社會生產的目的不是生產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創造交換價值，“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可以說是顛倒地表現出來的，就是說，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 這就在形式上形成了一個人全面依賴于物的社會，一個貨幣對人統治的社會。貨幣在“價值形態上蛻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價值的一切痕跡，蛻掉了創造它的那種特殊有用勞動的一切痕跡，蛹化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同樣的社會化身”。 貨幣和資本成了“貯存和轉化資源的手段”，“擴張的手段、時-空伸延的手段，因而也就是權力的工具。” 市場機制的全面運作及其特有的唯經濟邏輯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致使“經濟支配了社會”。
唯經濟主義雖然強調了物質的、經濟的因素和活動在人類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方面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把經濟動因、經濟活動推向極致，因此是偏頗、錯誤和有害的。它誘發物欲主義，抹殺人類的文化特性；它張揚利益至上，解構社會倫理道德；它滋長拜金主義，消解人類社會固有的意義和價值。
在當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中國各項戰略的中軸，其中文化發展戰略的正確確立和有效實施，尤其應當規避唯經濟主義的感染。為此，有必要傾聽對它的批判意見。
在經濟學說史上，西斯蒙第（Jean-Charles-Lenoard Simonde de Sismondi）早就指出過，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大量財富并不能證明人的真正幸福，財富只是“獲得社會幸福的手段”。 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在一個人為自己立法的“目的王國”之中，所崇尚的是人格的尊嚴而不是物質財富的積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提出，當人們聽命于財富的奴役時，就將失卻人的自主性，失去自己的本質。馬克思更是指出，資本主義的物質財富積累只造成了少數人的驕奢淫逸、荒淫無恥等道德的墮落，“在這里，對人的蔑視，既表現為對那足以維持成為人生活的東西的揮霍，也表現為這樣一種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不知節制的揮霍和放縱無度的非生產性消費決定著別人的勞動，從而也決定著別人的生存”。
在哲學層面，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對片面理解唯物史觀的唯經濟論作了批判。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揭示了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精彩地闡述了辯證唯物論的理論和方法，擊中了唯經濟論的要害。現代哲學對工具理性、唯經濟主義所做的批判，甚至成為它的主題。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J.Habermas）指出，當今世界的危機源就在于經濟、政治、社會包括文化等獨立價值領域發展的失衡，其主要癥候是工具理性的超常發展犧牲了道德和藝術的文化功能，造成經濟力量對社會世界的“殖民化”。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則通過社會分化與資本分化的理論，戳穿了經濟同化社會的空泛和武斷，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 例如，藝術場域、宗教場域或經濟場域都遵循它們各自特有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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